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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愉:以史为鉴:险资出海“淘金”须有备而行

2015-09-01

    8月11日,央行突如其来推动十年来力度最大的“新汇改”的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宛如一块巨石投进金融市场池塘,激起了大浪千尺,而其引起的连锁反应和最终影响将在未来逐步显现,保险业自然也不能幸免。然而,仅就险资近两三年来已经在海外形成的300多亿美元的投资而言,却无疑将受益于人民币汇率贬值带来的巨大潜在利益。

    自2012年保监会正式放开险资境外投资渠道之后,早已跃跃欲试的保险公司就开始试水境外投资。以2013年7月平安集团2.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3.77亿元)购得伦敦劳合社大楼、2014年6月中国人寿与卡塔尔联手斥资7.9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84.27亿元)收购伦敦金丝雀码头集团下属大楼90%的股权,及2014年10月安邦保险集团19.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0亿元)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这三大宗商业地产投资为标志,险资已经在境外投资中初露头角。2015年3月《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发布,险资再获松绑,保险公司境外投资的激情再度升温。迄今为止,从地产到商业,从保险业到银行业,从欧洲到美洲,从澳洲到亚洲,处处可循保险公司的投资足迹。由于这些投资都发生在人民币坚挺时期,相当于以最便宜的人民币价格购买了资产,即便不考虑未来项目本身可能带来的投资收益,至少在对冲人民币汇率风险这一点上,保险公司旗开得胜,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尽管如此,仍不可小觑人民币大幅贬值所反映的汇率风险。在险资海外投资刚刚起步、投资能力还不强却大获成功之时,在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正不断激发起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的出海冲动之当下,人民币大幅贬值敲响的是险资海外“淘金”风险的警钟。

    跨境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分散风险、优化资产配置,但因地域、政治、法律、文化、语言等差异的存在,使得跨境投资所面临着的政治、法律、利率、汇率和市场风险等要比境内投资更多更复杂且更难以意料和把握,一旦决策失误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往往更难挽回。

    远的不说,众所周知的2007年国内保险业巨头平安保险集团投资富通就是中国保险业海外投资折戟的鲜活案例。平安投资富通失利事件充分暴露出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并购对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仍然重视不够。还有中投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在成立初期被人们戏讥为“屡战屡败”的海外投资案例。2007年9月成立的中投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尚在公司筹备之中就斥资30亿美元,以每股29.605美元的成本价入股国际PE大鳄黑石集团,随后受业绩下滑和次贷危机的影响,黑石股价持续下滑,到2009年初黑石股价下探至最底部3.55美元,彼时中投浮亏约27亿美元,亏损幅度达83%。这笔投资苦熬了7年,至2014年7月方才解套。同年12月,成立仅3个月之久的中投公司再次出手,意欲抄底摩根士丹利,购买了摩根士丹利56亿美元面值的到期强制转股债券,强制转换期为2010年8月17日。从当初协定的每股48.07美元的转股价格和转股期每股约25美元的摩根士丹利股份对比来看,中投公司在摩根士丹利的投资扣除期间的再投资和债券利息后,浮亏金额约9亿美元。虽说这两次投资失利都与2008年的金融风暴有关,但不管是“生不逢时”,还是国际市场风云的变幻莫测,都难以完全解释这两笔投资的失利,都不可否认中投公司自身在决策上的过于“轻敌”和草率。通常刚成立的投资机构都需要在对市场进行充分研究,同时完善自身内部管理和机制的基础之上才会做出重大的投资决策,而中投公司甚至还没正式挂牌就急忙出手,行动过于仓促,使得中投公司恰恰输在了“跑得快”上。

    海外投资失败的惨痛教训不仅发生在境外投资经验尚浅的国内企业,而且同样发生在有着丰富海外投资经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自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的升值速度让人瞠目结舌。财大气粗的日本人挥金如土,大肆购买美国的银行、企业和地产,至上世纪80年代末全美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标志性的事件是三菱集团的核心企业之一三菱地所于1989年按14亿美元购买了享有 “美国国家历史地标”盛名的洛克菲勒中心。但最终的结果是,洛克菲勒中心以更低的价格回售给美国,而其他那些看似优质的海外资产很多都出现了经营不善、难以为继的窘况,日本经济也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中国企业出海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从最初的能源、资源类并购,到近年的高科技、房地产、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多元发展,但期间成功的案例较少,失败的案例较多。据报道,中国企业在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海外投资,70%是失败的;而且权利受损后,中国企业往往吃“哑巴亏”,不懂得也不太愿意维权。由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文化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差异较大,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更加复杂,必须面对和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中国企业在国内投资时,都知道要重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但到发达国家投资时,往往以为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考虑政府关系,从而忽略与当地政府的沟通。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对企业有诉求,能否恰当的满足当地政府的诉求往往决定了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成败。当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时,美国政府还是IBM的客户,于是联想很早就开始从帮助美国当地就业等美国政府非常在意的问题上反复与当地政府沟通,进行说服,终于实现了成功收购。相反,三一重工对美国4个风电场项目公司的收购因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是一项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收购,从而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扰,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与美国政府在意识上的隔阂,而这种隔阂并没有在收购之前通过充分的沟通尽可能地化解。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和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推进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从而分享全球经济和市场增长成果势在必行,同时我国保险业资金实力的持续增强和近几年在境外投资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为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险资在境外投资时必须有备而去,事先做好充分细致的尽职调查,不仅要重视被收购企业或项目的风险,更要注重投资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法律、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等风险,切不可冲动跟风,盲目追求速度。


转载自《中国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第497期,201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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