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24
最近几个月，中国养老问题着实抓取了公众的眼球，先是争议养老金缺口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基本局限于学界与政府，信赖政府的社会公众虽然十分关注但并未表现出非常顾虑；然而针对养老金缺口，紧接着延迟退休年龄的说法又从天而降，这下社会公众坐不住了，因为直接影响其自身利益。此时，公众开始怀疑政府是在试盘民意，对社会反应进行火力侦察，罔顾契约精神进行施政准备。
养老金存在缺口本身并不存在争议，争议的问题是缺口有多大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弥补。有的提出要提高养老金缴费比率；有的提出养老金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才是当务之急；有的提出了最有争议的延迟退休年龄；其实还有的可能在琢磨降低替代率，也就是压缩给付水平，降低参保待遇，只不过比前面一个问题还要敏感而敢提的人少。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这些解决方法，有些方法效果也许显著但民意反映强烈，例如延迟退休年龄与降低替代率；有些则对解决养老金缺口并无意义，例如前面两项。
从实体经济角度看，养老金缺口并不反映所谓的“寅吃卯粮”；反之，养老金的盈余也并不反映未来可以“卯吃寅粮”。这是因为实体意义上的养老物品，如食品、衣物、医疗与护理服务其实并不能现在生产出来，然后长期储存到未来享用（也许葡萄酒和房屋是一个例外，但葡萄酒并非养老必需品，在未来总人口趋于稳定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房屋的交换价值也将降低）。基于实体经济角度考虑，无论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任何特定时点上，老年人口都是由该时点上的劳动人口提供实体意义上的养老物品与服务，履行社会赡养责任的。因此不能将养老金缺口归因于历史遗留因素与制度转轨因素。
如果未来某一时点出现了财务数字上的养老金缺口，实际上反映的是该时点上劳动人口对年老人口养老物品与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如果劳动人口愿意从社会财富总蛋糕中再多分配给老年人口一部分，比如提高养老金缴费比率、征收养老特别税的方式，也许所谓的养老金缺口会解决。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劳动人口自己也不堪重负（例如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已经高达28%，企业与个人负担已经很重了），这说明了该时点上社会财富总蛋糕不够整个社会消费，我们可以进一步溯源分析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劳动人口占比降低，也就是老年系数过高。简单地说，老年系数（ODC）等于老年人口除以劳动人口，中国目前正处于老年系数居于高位，某些特殊情况使得中国的老年系数比西方某些发达国家还要高。因为计算老年系数公式中的劳动人口一般指15-64岁人口数，而中国来自人社部的信息显示由于我国很多地方存在大量提前退休的情况，实际退休年龄平均53岁左右，从而极大减少了劳动人口的占比。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已经高达28%、企业职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低于50%（也就是说，企业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还不到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的一半）的情况下，养老金依然空帐运行，几近于现收现付制。我们同时还应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基于中国三十多年的人口政策效应考虑，在未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也许成为必要，然而在现在是否立即实施？我们能否先在维持60岁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将实际退休年龄由53岁提高至60岁？效果同样非常显著，同时还可以为未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提供缓冲过渡区，以免造成政府政策突变、失信于民的印象。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劳动人口的生产率下降，但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少见，中国已经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来劳动人口生产率可能增速放缓更为可能一些。因此造成养老金缺口的原因更可能是人口因素，也就是前述的劳动人口占比降低，这是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与长期人口国策带来的结果。
有些专家认为：解决养老金缺口，养老金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才是当务之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短期看，某一年养老金获得了很高的收益率的确能够缓解养老金面临的缺口压力，也许我们可以多拿一些钱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就如同我们个人理财一样，今年很高的投资收益率的确能够提高明年的消费水平。
但是长期来看，养老金投资收益率的高低与养老金缺口并不相关。我们可以观察美国的例子。有两位伟大的投资家的个人生涯代表了美国长期熊市与长期牛市，这两个人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和他的门生沃伦・巴菲特。长期来看，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和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是基本一致的。在格雷厄姆时代，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很低，但是格雷厄姆这一代人退休后（按照64岁退休年龄，格雷厄姆可以在1960年退休，至1976年逝世）美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养老金缺口；而在巴菲特时代，整个美国资本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收益率，可是等到巴菲特达到退休年龄之时（按照64岁退休年龄，巴菲特可以在1994年退休）美国却开始出现养老金支付压力，至2010年养老金缺口已经超过两万亿美金。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常识：所有老人都是由同时代的劳动人口来赡养。也就是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所有养老制度都是现收现付制，由基金积累制衍生出的“自我养老”自豪感只是一种金融幻象。尽管格雷厄姆们遭遇长期熊市，美国战后的“婴儿潮”却为美国格雷厄姆们的退养时期提供了大量的年轻劳动人口；在这段时期，也是美国对全球年轻人口具有吸引力的时期，亚洲、拉美甚至非洲的年轻劳动人口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而以后美国开始步入生育率下降时期，不再能够为巴菲特们的退养时期提供充分的劳动人口，尽管巴菲特们获得了高收益率，美国的养老金运转也开始捉襟见肘了。如果不是美国依然对全球年轻劳动人口具有吸引力的话，美国养老金也许有崩盘的可能。如果我们中国的下一代劳动人口并无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劳动力生产效率也趋于放缓话，即便是我们社会中所有种类的养老基金都获得超过巴菲特的收益率，又有什么用呢？它只能导致未来社会的通货膨胀现象，并不能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未否定养老制度中的缴费比率等诸多制度设计，也不否定提高投资收益率的诸多努力。只是想说明，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任何养老保险制度都是现收现付制，反映的是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未来某一时点，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的分配比例，二是未来某一时点老年人口内部之间的分配比例。从长期来看养老制度中的缴费比率、投资收益率影响的是前述两种分配关系，但并不能解决实体经济意义上“养老金缺口”问题。解决实体经济意义上“养老金缺口”问题需要做大未来社会财富的总蛋糕，要从老年系数（其意义和劳动人口占比相同）与劳动人口生产率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转载于《中国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359期，2012.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