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国际保险学会西班牙年会之后
第四十六届国际保险学会年会于
6月6日
－9日在西班牙的首府马德里召开，来自全球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业界高管、监管官员、学界代表及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齐聚马德里。由于始于两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结束，今年的大会仍然以“金融危机之后果”为主题背景，20多位大会演讲人和400多位参会代表围绕“金融危机之后保险业的发展之路”、“全球保险监管与系统风险的防范”、“银行保险的未来发展”、 “作为战略资本管理手段的再保险”、“环境变化及其对保险业的影响”、“亚洲在新型市场的角色”、“全球保险业的未来展望“等议题进行了演讲和讨论。
大会的第一位主题演讲人是日本生命的主席Uno先生（盖因此翁为业界名人，怕翻译不准，引起误解，以下将以其原名出现），他在开场白中风趣地说道：”我猜想因为我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意为‘一’，所以荣幸地成为第一位演讲人”。然而话锋一转，他说，“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经济危机，危机中，15家大银行只有三家幸存，20家寿险公司中只有10家幸存。所以，作为危机时代的幸存者和见证者，我可能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演讲很具洞察力，给人以启迪，受到与会者的热评，也引起我对现实经济中许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想讨论一下他的演讲及此次大会讨论中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人们所抨击的、此次金融危机所反映出来的某些企业高管的贪婪、金融机构职业操守的缺失、评级机构不负责任的所为等等。在Uno先生和许多与会者看来，这些问题的统一“标识”是公平、正义和伦理道德的丧失。因此，他认为，“通向经济复苏之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我们的企业高管重建正直的品格和“中庸”的道德观”。
长久以来，经济学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热议的话题。虽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我的理解是，这里的“不讲道德”是强调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的分析前提”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然而，普遍的看法是，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规范经济学的分析就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就必然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伦理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道德则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群之所以形成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显然与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水平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自亚当・斯密之后，人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常引用的也是他本人分别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和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前不久，亚当・斯密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Berry教授来北大经济学院发表了题为“道德经济？亚当・斯密的今生和未来”的演讲。Berry 教授在澄清对斯密理论的一些误解时特别强调，斯密对商业社会的推崇并不是对自私自利本性的辩护，更不是对商业社会的“非道德化”。Uno先生也从凯恩斯将经济学称为“道德科学”的判断中引申出“道德是经济学的必需品”的结论。
我非常欣赏大师们的精辟观点，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又常为有些现象所困惑。例如，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什么是判定“道德”还是“非道德”的精准标准？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和运行离不开创新，离不开人类对获取新的利润和更高收益的“渴望”，后者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创新是“道德的沦丧”，而另一种创新是“道德的弘扬”？CDO等金融衍生品被斥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Uno先生就曾在他的演讲中引用美国周刊的评论说，“华尔街过去的十年就是物理学家的天下。金融机构雇用火箭专家来设计新型金融产品和基于金融工程基础之上的风险模型”。但如果当初华尔街的这些物理学家们别玩得太过，换句话说，不要搞出金融衍生品的太多“次方”，没有引发多米诺骨牌的灾难效应，是否就是“弘扬道德”的创新？据国内某学者最新的研究，作为另一种金融衍生品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 简称CDS，它无疑是压垮世界保险业巨头AIG的祸首），因其结构简单、标准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充分、报价估值更加透明等特点，市场份额在日趋扩大。这些金融衍生品在两年前和当下命运的差别，凸显的是金融衍生品“始作俑者们”“好心办坏事”的无知、还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负？是真理离谬误一步之遥的差错，还是“道德”与“非道德”的分水岭？再比如，快餐的出现是一场革命，但它在带给人们生活便利和快捷的同时，许多的研究也表明，它成为影响人类健康问题的杀手之一。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拷问快餐发明者和提供者的道德良知？我们是否应当把丧尽天良、成心害人的企业和个人（例如，中国的许多假酒制作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假酒致害于人，但酒贩子昧着良心生产假酒；假药的制作者和贩卖者为了高额利润而“铤而走险”，祸害百姓）和CDO等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同等看待？从结果来看，后者所造成的恶果比前者还要大得多，我们是否应当将这些设计者们归入“道德沦丧”的同类人群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循守旧、没有创新可能会没有风险，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没有对社会产生应有的贡献，是否也是不道德？类似的困惑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
很多人也都说过，除了道德，还有更为关键的东西对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那就是制度。对此，我非常赞同，而且我认为邓小平所说的“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不同的制度，其实施必然产生不同的后果，那制定制度的人的伦理道德如何判定？回过头来看，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实施的低利率政策所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是人们普遍认同的此次全球金融风暴产生的重要背景原因之一，但这与那些有意制定对自己有利而对普通大众不利、或者对某一个群体有利，对另一个群体不利的政策决策者是否应当归为同类？如何判定道德在其中的权重？
我们再假定制度是由具有道德感的人制定的，但如果执行制度的人缺乏道德感，那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想，或者会是导致制度实施的成本极高，或者是导致制度的失效。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现实中不胜枚举。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首次听说“无条件退货”制度，让我“目瞪口呆”，接着亲身经历了一次，那种“无条件”的感觉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回国不久，看到京城某家商店也在试行“退货制度”，我当时即断言，此制度必然“短命”。果不其然，过了不到几个月，该店就取消了此做法，因为太多的消费者“利用”了商家的“好心”和“慷慨”而使其不堪重负。显然，商家有道德的“创新”如果遇到了“不道德”的消费者，仍然可能搁浅。
说到这里，我冒出了一些很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与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讨论。
首先，道德伦理在经济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中，把许多问题归结为道德范畴，深刻是深刻（我理解，道德伦理属于自律的范畴，它显然比具有“他律”特点的法律强制、制度规范的层次来得高），但一方面，有时恐难“命中事物要害”；另一方面，可能会掩盖不同性质事物之间的差别，由此在打击了真正不道德行为的同时，也将抑制或者扼杀社会原本想鼓励和崇尚的创新行为。
其次，在现阶段，我认为比道德更为关键的东西应当是职业操守，后者是指人们在从事职业活动中必须遵从的最低道德底线和行业规范。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能确保具备明确的职业操守，所有的专业人士都能确保其专业能力，如果严格的法律制度能够确保违背职业操守的人一定会受到严惩，这无疑是比单纯的道德抨击更为有力。
再次，就是讲道德，它也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既有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的道德问题，也有制度执行者的道德问题，同时还有制度制定者的道德问题。实际上，这三者恰恰对应着经济运行中的供方、需方和监管方。亚当・斯密说，“经济只有在一个道德伦理健全的社会中才能运行良好”，这是一个真理。要让经济在一个道德伦理健全的社会中良好地运行，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更为严峻。
2010-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