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一个国家自身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GDP速度最快的时期。当今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工业化进程，各行各业都极力显示自己在促进中国GDP增长与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保险业也融入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在价值取向与生产方式上打上了深刻的工业化的烙印。
一是在行业价值的取向上，中国保险业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强调自身为工业化服务的价值取向。当10个月以前雪灾肆虐中国南方时，我们保险业及时地向公众宣示了保险业在“灾后重建”中作用，并指出我国巨灾防范体系的不足以及我国保险业担任角色的前景；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扑面而来时，在中央4万亿投资的示范下，我们保险业也在绞尽脑汁盘算怎样介入其中并发挥投融资功能。诚然，这几次事件有助于中国社会公众对保险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分析的话，财产保险强调灾后重建贡献（这一点当然没错，但着眼点应是“恢复生产、保障民生”，而不是“恢复生产、确保GDP速度不受影响云云”），人身保险则强调资金融通功能，甚至有些寿险公司的经营活动以投资为中心，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弱，资金融通功能越来越突出，直接为工业化过程提供巨额融资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在自身的生产生产方式上，中国保险业具有鲜明的“尾随”工业化的特征。工业化时代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量的扩张；二是忽视产品的内涵以及个性化需求。而中国保险业无论是从销售网络和产品设计都未摆脱工业化生产模式。从销售渠道而言，对银邮渠道日益倚重，而理财规划师层面的个人渠道即便能够产生价值较高、保障性强的业务，也只能屈居次席。因为与银邮渠道相比，个险渠道销售的产品难以“走量”，这显然与传统的工业化生产与销售模式的要求是相违背的。从产品设计而言，注重开发投资储蓄型险种；而对社会公众所迫切需要的健康、养老与责任保险则重视得不够，忽视保险产品的个性化需求，难以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
这里之所以说中国保险业“尾随”工业化，是因为其自身生产方式也未能完全遵循工业化游戏规则，对工业化只是“尾随”而已，而且“尾随”得还很不够。例如，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和销售不仅体现在“量的扩张”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求量的扩张的同时实现了“成本的降低”。在追求量的扩张方面我们保险业“尾随得很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保险业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长；但对于实现成本的降低方面则“尾随”莫及，例如我们的车险、工程险、万能险、团体健康险等等，有多少实现了成本的有效控制呢？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保险业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性质，不必基于为工业化服务的要求而和银行业和证券业比拼资金融通功能。与银行业与证券业相比，保险业具有超越工业化的特性，因为保险业关注人类的终极价值。从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来看，银行和证券对于实现工业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确就是为工业化而存在的，欧洲的银行票据、美国的铁路债券都曾在工业化的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直至今天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银行与证券为工业化服务的主要职能并未改变，资金融通功能仍然是其第一任务。然而，尽管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和火灾保险，直接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和保障工业化的顺利实现，但是在人类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之时，保险业自身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保险业务结构上，产险向责任险领域迅猛扩张，例如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汽车责任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都是最早出现的，今天责任险已经在产险中具有相当占比；在人身险领域，当代寿险公司则非常注重发展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很显然，社会责任、养老、健康都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目标，任何人不会对责任、养老、健康提出疑问：为什么需要社会责任、为什么需要养老、为什么需要健康？而对于工业化，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工业化本身并非人类终极目的，工业化只是实现民生的手段。
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还需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险业的灾后重建和资金融通功能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有所贡献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民生保障是保险业安身立命之本，其包括的人类终极价值不是工业化所能代表的，保险业不能仅仅以服务于工业化和促进GDP增长为己任，“尾随”采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更是妨碍了自身民生保障价值的实现。我们可以考虑，正因为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地区发展的极大失衡，才产生城市高龄人口对养老保险的强烈需求、落后农村对健康保险的强烈需求，社会法制的逐步完善对责任保险的强烈需求等等，这一切绝非中国保险业采取工业化的价值标准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所能解决，而是要求中国保险业在价值取向和生产方式上“超越”工业化，回归保障、关切民生，在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重新确立保险业的社会价值定位与价值实现的方式。
2008-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