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男，1957年生，陕西富平人。发展金融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资源与产业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供应链研究中心顾问，广州市、西安市、哈尔滨市、厦门市和青岛市金融咨询决策专家委员、云南省政府经济顾问。
1986-1991年间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工作，曾获聘为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室副主任。1991-2001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中西部科技协会学习、工作。2001-2004年任美国亚洲经济研究委员会会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中国区)编辑，2002-2004年底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环境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供应链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2004年12月-2008年6月，任云南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2008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智慧工程金融实验室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一级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对接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环境科学》等刊物发表中英文文章多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英文著作、译著多部。
在研究应用方面，近十年来，担任北京大学中国产权与PE市场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撰写国家各类园区发展规划多种，为国家和地方重大基础建设工程投融资项目撰写顶层设计方案，为我国多家各类交易所，尤其对大宗商品、产权、股权和金融资产交易所研究连续研究撰写组建和起步运营方案，并参与部分研究咨询和投融资服务等领域。参与较为著名的建设项目有：《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规划》的六个签字专家之一；《北京天竺国家文化产业园区的专项规划》及部分投融资服务等。所担任的兴业基金独立董事，在国家商业银行基金收益方面业绩排位靠前；担任北京石油交易所独立董事，2015年上半年交易约1.3万亿。近年来，所领导的研究团队规划撰写、组建和投融资服务涉及的项目加总约3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近年来，主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部委委托项目多项。其中共同主持的“非正规保险与市场深化程度(Informal Insurance and the Extent of Market)”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2006年以后，与美国伯克利大学Brian Wright教授共同参加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主持的“中国行动小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新制度设计模型”和“中国产权市场发展研究”部分。
曹和平教授社会工作活跃，曾在多个部委、省市重大论坛做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报告。自2008年以来，出版《中国产权市场蓝皮书》，《中国私募股权市场蓝皮书》年度（含合订）两种，获得行业的肯定和认同。
编者按：
有关中国崛起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一直被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与探索。曹和平教授被《海派经济学》杂志誉为“中国模式崛起”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近日，北大经济学院的学生就“建制经济”、“信息租”、中国产业转型、风投领域的发展等与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与曹和平教授进行了对话。
采访者:您回国以后就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建制经济”的概念，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西欧历史的区别，赢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那么您是如何发现并提出这一概念的呢，能不能与同学们分享一下您的学术心得？
曹和平教授:1998年，我到世界银行去工作，世行专家推荐我读普林斯顿出版社的一本书，译名叫《无期的结局》。这本书非常难，作者运用了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宗教等等几乎是包罗万象的知识。书里写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个模型，分别是西欧模型、印度模型，另外还有一个模型叫掠夺者（predator）模型，想象人与自然环境，人就是掠夺者，环境就是被动地接受我们的情况。其实中东的游牧经济，和古代中国的一段时期的经济也比较类似。读到这三个模型之后，我就在想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模型。我通过思考发现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和西欧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成熟的庄园制经济。
我国历史上90%以上采取的是建制，通过如科举、交通等的手段，广域范围的产品市场被一个大的市场制度连接起来了。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包括它的技术进步路线、市场进步路线，其基础制度模型和英法、欧洲等老牌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不一样的。有了这样的观察以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数学模型、一个假设，证明了好几个理论。例如我们指出，李约瑟发现中国在宋朝时生铁产量就达到17万斤了，比价上1斤铁相当于6.7斤粮食，而英国到了1680年的时候，年产量才是17万吨，1斤铁的价格是4斤7两的粮食，那么为什么公元1000年时中国经济已经迈进了工业革命的门槛，却又退回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用建制经济的均衡模型证明了。治理超大国家需要耗费的人力资源的高端智慧资源要比英法，比一些小的国家要多得多。因此，中国出现的是“管理智慧的替代”，例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而不是欧洲出现的“人力资源的替代”，通过蒸汽机科技代替人力。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不是因为儒家文化中没有现代经济治理结构的思想，也不是因为儒家思想中没有科学因子，而是经济学内部的原因。超大国家的管理消耗的智慧资源可能比一个小范围国家（法国、德国）消耗的智慧资源要多。
建制模型第一次用不同于许多原来观察解释的另外一种方向，另一个贡献是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封建社会内在的周期性波动。同时，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第一次用非常严格的数学模型写成的。其实在这篇文章之前，我还有一篇文章——《世界三大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和当代竞争》，这是前沿，后来的文章相当于是它的一个数学模型。我是2004年左右发表了这篇文章，一直到2008年中央电视台才出现了《大国崛起》。所以可以看出，我从1997-1998年开始思考，是优先于整个舆论5-10年提前思考大国崛起、中国梦的问题。
采访者：您用“信息租”的概念来解释跨国企业的发展，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以及它的政策含义呢？
曹和平教授：租金这个概念很难理解。过去我们最好的经济学老师会这样和同学解释，需求价格无弹性加上投资超过机会成本就是租金。其实，租金是人们从事各种各样资产配置选择行为导致的一种报酬。比如，如果一个学生长期持之以恒不懈学习，考到了北大，如果另一个学生长期少努力学习，就会考到另外的学校，两类学生一辈子的人生就有差异。这其实就是因为行为选择不同导致的不一样的结果。但当时为什么做出不同选择？是机会成本的原因。行为累积在一起的高收益就是租金，同时也不会被耗散。博士生就是信息寻租，一毕业出去，工资肯定比硕士高，这是因为信息不断累积，并得到第三方（相对公平的认证机构）认证后，博士生就能在其他市场上被认为应该比别人应该拿更高的工资。如果授予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科技一等奖等称号，就会被人们认为更厉害。类似于这种情况，都是寻租。
但是有时我们会发现会存在制度寻租，有一个人先拿到了一块地，运营土地一级市场，然后把土地升级后在二级市场卖掉，其实整理土地时只花了1个亿，但卖土地时卖了5个亿。这就是因为他寻找了土地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不连通带来的价差，而这个价差往往是信息形成的。如果不进去这块土地，谁会想到政府会在那里进行建设呢？这是一种超前的信息，被他获得了。所以说，信息租是人们在寻找投资机会，寻找贸易机会，寻找职业生涯成长机会，寻找科技创新机会的时候，行为选择所导致的一种累积的行为的绝对价值差。
我把这个思想从普通租金拓展到广义租金，从广义租金再到信息寻租，然后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外国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投资并且获得快速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早年的普遍研究方法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研究，在那之后，突然有一天，超越贸易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出现了，就把外商直接投资（FDI）理论远远抛到后面了。现在已经没有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了，发生了从贸易到经济（从trade到economics）的一个转变。那么把这种理论加上信息租、激励理论，考虑跨国公司初级阶段、二级阶段在中国是怎么成长的。那个时候，会发现我们国家在很多品牌里都丢掉了。跨国公司为什么会寻求一个品牌呢？因为品牌是一个第三方认证，通过品牌形成了一个信息租。
采访者：您很早就着眼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外部性，那么在最近“互联网＋”的背景下，信息租理论该如何应用于我们的实践呢？信息租在互联网经济的背景下还能实现吗？
曹和平教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漂亮。互联网有一部分是良性寻租，有一部分是恶性寻租。过去很多是恶性寻租：腐败、挪用公款、官商勾结。但其实，大学生、发明、探索，这些都是良性寻租，和知识产权类似，良性寻租应该被鼓励。“互联网+”是产业前沿，谁如果能够在“互联网+”中找到其他人不能理解的盈利模式、成长模式和竞争模式时，就能获得非常大的租金收益。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马云开始做支付宝时很不被看好，但最后却实现了超级创新，使得人们在平台上交易，不仅给包括消费者、厂商、政府、银行还有平台在内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好处，而且原来的双边交易信息在他那里成为了第三方平台信息，结果这个信息获得的信息量是双边交易获得信息量成本的亿分之一。最后支付宝的市场估值一下子就超过了一般银行的估值。但是这种分享型经济获得的收益只是未来智慧和数字经济的一小部分，我估计后半个时代即将到来，它的前景非常广阔。
信息寻租可能是数字和智慧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在新的时代可能会改变寻租的概念。因为谁是寻租的最好的人群？是大学生、博士生、北大学生，而不是王健林、李嘉诚、潘石屹等等。这种新经济给普通老百姓、年轻人带来了分享社会财富的巨大的机会。
采访者：您曾经指出，我国的产业长链已经达到了世界规模，我国生产了世界35%的产品，却只得到了10%的报酬。这一观念和李总理力推的产业转型升级不谋而合。您认为中国制造的出路在哪里，如何才能摆脱微笑曲线的低点？
曹和平教授：关于制造业困境，我有一个观点是，产业长链必须和市场长链配合成长。比如钢铁产业的产业链很长，每个产业链上都聚集了很多产业，如上游的勘探采选，下游的加工制造，这其中就是厂商中间品市场，和我们平时见到的日常品市场完全是两样。所以长链产业配套长链市场。
但是要记住，长链市场要从双边交易升级到第三方平台市场经营交易。我们国家在过去的25年，只是发展长链产业，这是量的增长，35%以上，但是市场OTC（柜台以外交易）以下的，双边交易信息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扭曲的，客户信息是非常私密的。在宋朝式商铺集聚的形式下，我们的智慧只能停滞不前。所以虽然我们有长链产业，但是我们没有长链市场里面的高端第三方平台市场，所以我们没有定价权。我的观点和李克强总理的观点是大方向一致，但是如果只让产业升级换代，不让市场升级换代，那么可能越生产越不赚钱。
为什么长链市场没有上升到第三方平台市场呢？因为没有产业金融。回顾微软、软银、支付宝的例子，这种创新没有金融创新是起不来的。所以如果只有非银系金融机构（包括评估、升级、卖方回购、担保、托管、租赁信托、法律会计）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银行系（就是央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的支持才可以，就像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主权银行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知识一下来，就出了问题，所以金融手段、支付结算手段要跟上。
这就是我的观点——长链产业、长链市场、长链金融配套成长，才能真正让我们国家的产业得到升级换代，找到可突破、可实施、可操作的途径。要不然老让升级换代，肯定跟不上。市场必须要跟上产业发展。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市场比产业的步子慢5年，金融比市场的步子慢10年。金融改革晚了20年，我国金融发展的业态就好像是我国1990年产业发展的时候。
采访者：近年来，您受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委托，从事于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发展研究。您怎么看待目前中国风投行业的发展？您认为股权市场的发展能否承担整合市场资源的重任呢？
曹和平教授：我的团队在2003年左右选择研究产权领域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了，现在我还是广州交易所的首席经济学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研究产权问题，从产权交易所到大宗商品交易所，再到特种商品交易所。比如，现在北京正在建设的宝石、艺术品交易所都是我们团队组建的起步运营方案，再如，北京现在的石油交易所，2015年1-8月交易，2.5个亿，到年底达到3万亿人民币，这在金融界上是非常大的量，这就是团队坚持研究下来的结果。全国1000多家交易所，交易量达到1000亿以上的各级各类交易所大概只有50家，我们小组的交易所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业界影响力很大。很多这些交易都与私募股权能联系起来，所以我还写了私募股权蓝皮书。最近才发现私募股权是非银系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中介，也代表这我们又前进了一步。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团队是捉住了我们国家广义上的一级要素资源市场和和二级资源资本交易市场联通的那个全链条支持的团队。
我觉得风投如果不和一级、二级市场结合起来，就会出现全军覆没的结果。你会发现现在的风投基本上被政府这个非市场机构的平台盖过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政府的财税（财政税收）体系一二级是通的。政府从每一个企业实体、一级要素市场去收税，收完税进入财政账户，以拨户的形式一部分发工资、一部分做基础建设、一部分投资。结果，政府的很多投资和风投是有联系的，很多大项目的建成也归功于此。所以风投如果不和要素资源市场、一级市场的建设相结合，要素资源的一级市场不和资源资本的二级市场相结合，这样的风投只能是小打小闹，是没有前景的。中国现在正好要建设“风投+”，“风投2.0”，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和一、二级市场联通建设联系起来，这样才有前途。
私募股权资金只是一种非银行类（non-bank，不是银行）、非银行系（non-banking，做的不是银行业务），我把它叫做双非。这种非银机构里面，我个人数了一下，大概有五六十种，但是真正不可替代的大概只有七种。我们举个例子，唱歌，给一个音符不能成旋律，但是给三个音符，可以重复，还可以倒过来，所以有三个音符就能组成旋律。投资就是所有权的过户，融资是资本品的变现，你就是要让实物的物体在资本市场里像水一样的流。僵硬的语言要让它组成歌曲的旋律，必须要有适当的依附。有了7个音符，就能有千歌万曲诞生。私募股权只能算7个音符里面的半个音符，所以私募股权基金的效率不能太大，不能吹得太过头了，不会像一些人吹得那么厉害。
采访者：您曾近在部队和政府部门工作多年，这些经历对您的人生方向选择、学术方向选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能够传授下您的人生感悟？有什么寄语或建议吗？
曹和平教授：第一，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发现如果我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我可能能拿一个诺贝尔奖，可惜我就是“猴子的屁股”--坐不稳。我在部队干过，从小都是班长，有的时候为集体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想法让我放弃了一些事。但现在看来对个人成长是一种损失，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热血做一件事就是好的，热血献身和理智要结合起来。
第二，现在来看，从学、从政、从商的机会成本是相近的，因为互联网把机会成本拉平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最典型的一个事是，五年前是我们求人给我们赞助，现在有时候投资是我们给别人赞助，正因为是知识的原因。只有老老实实做研究做到今天才能发现很多。我即将退休了，但这个时候我反而很淡定，愿意安安静静坐下来，给后辈搭一个桥。
所以，安静、持之以恒，热血献身和理性结合起来恐怕是北大人永远需要走的那个方向。
采访者：
余航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5级博士生
张玲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5级博士生
王镝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博士生
沈士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2级本科生
尚用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