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73、74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分别担任主持人、评论人。
第73讲的主讲嘉宾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枫。
首先,林枫教授介绍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状。根据史料,明朝中后期社会呈现出民间经济富足,商业繁荣以及社会中流通白银数量“充沛”的特点。与之相对的是明朝奉行以“省事”为原则而建立的极简财政制度。与其前后朝代如唐宋,清朝相比,明朝财政收入规模均为最小。但在明朝中后期,这种财政制度体现了它的脆弱性,一方面国家卷入了多场战争,军费支出大幅增加,同时皇室开支需求扩大,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频发,农业收成减少,财政收入供给减少,从而导致国库日渐空虚。
林枫教授指出,以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凸显了明朝财政制度设计的缺陷。明朝商业十分发达,但主要的税收来源却是农业。林枫教授从历史重农轻商的思想,以及当时政治伦理的角度阐释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其次,林枫教授介绍了当代财政税收的基本原则,以简化税收程序,利于执行;保证财政收入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以公平,透明、易遵循、可预见为辅助原则进行合理的财政征收制度设计。而明朝农业税率虽然不高,但是赋轻役重,加之征收过程种种加收杂派,劳动百姓实际感受压力很大。同时明朝的商业税发展较为滞后,商业税为包税制,对数量较之巨商大贾占据绝对优势的小商小贩难以实施征收。
明朝中后期的白银涌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赋役改折成为了一项重大的财政制度变革。白银以其货币价值较为稳定的特点,提高了明朝中后期财政征收的效率。但白银的涌入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明朝对于货币供应的管理没有充足经验的情况下,白银的流入可能存在时间,区域分布的不均衡,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急剧变化。在明朝末期,由于战争频发,大量白银被输送到北方边镇,其余地方货币出现短缺,这加剧了地方财政征收的矛盾,甚至出现民变的社会事件。
周建波教授在评议中,结合他对于明朝时期中国工商金融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晋商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案例,补充说明了明朝对于金融等商业领域税收制度设计确实存在缺陷。周建波教授以林枫教授的治学态度为典范,告诫学生们不仅要学习思想,更要结合实际情况,考虑从思想到政策的落实,从而学以致用。
第74讲的主讲嘉宾是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建生教授。报告主要涵盖四个部分的内容:社会各界对晋商的评价;中俄贸易商人主体 ;中俄贸易路线考辨;西口考辨。
首先社会各界对于晋商的评价很高,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考察中国多年以后,评论道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业才华,如果说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犹太人卓越的商业才能为西方人所公认)。这些评价总结而言,晋商在清朝鼎盛时期,规模庞大,辐射范围广,以票号等形式构成了当时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主体,与俄国有长期的贸易业务往来,且社会信用、信誉极高。
随后刘教授分析了晋商最大的跨国贸易-中俄贸易。中俄贸易有三个市场:新疆市场、恰克图市场以及东北市场。在这三个市场中,晋商占据了最大的份额,而在晋商中,大部分人的籍贯是汾阳县,然后祁县、孝义县次之。在中俄贸易的路线上,一共存在五条路线。以关口名作区分,具体为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在这其中有官道,有商道,刘教授经过考据后认为官道途径沙漠多,且商人无法在驿站休息,所以商人不会取官道而行。
最后,在“走西口”的争论上,根据刘教授考据,在清初期五条路线中,张家口被公认为“东口”,仅有杀虎口在张家口以东;在杀虎口的税收额度很高,证明杀虎口商业活动活跃;杀虎口在历史上政治行政地位很高等等。所以,最早期的西口很可能指的是杀虎口,但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其内涵逐渐变得模糊,其外延也不断扩大,导致诸多地方都自称为西口。
周建波教授评议认为,刘教授的研究论证不仅严谨,令人信服,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晋商相关问题未来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例如,晋商最活跃的地区在汾阳;晋商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类似商会的组织形式进行商业谈判。刘教授认为晋商精神指的是开放创新的精神,这体现在经理人制度上的开创,恰克图国外贸易的探索等方面。但同时晋商精神也不应被神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中都有它的规律。对此,周教授进行了补充,晋商的兴起衰落也与历史的背景有关,晋商由于地处边关,与境外领域交流更多,具备了一定的语言优势;但中俄贸易是陆路贸易,而世界大的发展趋势以海路贸易为主,这极大的限制了晋商进一步的发展。
(社会经济史研究所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