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余年来,北大经济学院之所以能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引领着中国经济学科的不断繁荣,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他们或集先师前辈研究之大成,或筚路蓝缕开拓学术新方向,或践行经世济民情怀研究民生发展。2018年适逢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北大经济学院106周年华诞,在此,我们推出其中的一些代表,讲述他们在学术之路上的故事和专业领域中的潜心研究。
本期专访的学者是王跃生教授、博导。王跃生教授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世界经济专业,1985年12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在香港中文大学(1991)、俄罗斯莫斯科大学(1993)、德国柏林自由大学(1995)、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2006)等地做访问学者或从事访问研究。著有《跨国公司金融:原理与案例》、《国际资本流动:机制、趋势与对策》、《国际企业制度创新》、《经济学与社会关怀》、《市场经济发展:国际视角与中国经验》等著作,同时在“The World Economy”、“China Review”、《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学报》、《经济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经济贸易学科教指委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商务部投资促进局顾问等。
王跃生教授
时光易逝,不忘初心
“我已经是四十年的老北大人,老经院人了”,讲到自己的北大经历,王跃生老师如是说。从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世界经济专业读书,1983年9月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12月毕业后开始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执教至今,说起经济学院的人和事,他的言语间总有着赤子一样的感情。
回忆起初入燕园时的景象,王老师说“起初是懵懵懂懂,对大学、对昔日太学北大,充满神往。来到北大之后,燕园建筑风景,确如想象一般,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方圆有序,四水环绕。记得《礼记》上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虽然天子没了,但我觉得北大燕园就是我眼中的‘辟雍’”。当然,真正影响着这位“刚走出北京胡同的平民子弟”的,并不仅是北大旖旎的风景和卓著的声名,而是这里“正直的学者、真挚的长者和仁厚的师者”。回忆起经院的老前辈们,不仅有陈岱孙先生、胡代光先生、熊正文先生、张友仁先生和厉以宁先生等大师,也有陆卓明先生和世界经济专业的“开山五老”洪君彦先生、张德修先生、巫宁耕先生、蔡沐培先生、田万苍先生,以及他的导师张康琴先生。在王老师的记忆中,陆卓明先生“对年轻老师和学生如对朋友般平易”,而在学术上却“坚持他的‘异端’观点,在学术上不断探索,苦苦追求,终于自成一家,有所建树”;洪君彦先生“风范大气从容”,“退休定居香港后,对学院和国际经济系关心有加”;张康琴先生“做学问极其严谨、不浮躁、不浮夸、不信口开河”,“做事心直口快坦荡无私”;张德修先生“直到近年,还间或把一份剪下来的报纸交给某位年轻老师,叮嘱其注意学科发展和经济形势”;巫宁耕先生“特别乐于提携后进,帮助年轻人,与年轻人打成一片”;蔡沐培先生“对学生无微不至,曾把有学业、感情问题的同学接到自己家里住了很长时间”;田万苍先生“虽身处陋室,仍苦研学术”……
王老师说,在北大求学的时候,北大经院的老师们在学术方面对他要求严格,从而形成了自己坚持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勤于思考、独立研究的习惯,用几十年的时光,走出了自己的学术之路。
立足中国,放眼全球
讲到学术研究,王老师提到自己学术研究的原则是“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注重思想、‘道’、‘术’兼修”。他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研究存在着唯洋唯术、脱离现实的倾向。“古代中国有自己的道德哲学、认识论,有自己的政治学、法学,在社会学分类中,中国学术中惟独缺乏经济学,仅有的一些经济思想也是零散的、非系统的。这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经济思维和商业传统,另一方面也使近代中国人只能接受缺乏本土根基、来自西方的经济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最西化或最国际化的就是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经济思维,而经济学者又大多欠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熏陶,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王老师以基尼系数举例,以前一直都说0.4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如何。但是,为什么是0.4而不是其他,大多数经济学者人云亦云。其实,这是西方经济学者根据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统计和总结出来的,在中国很可能更高或更低。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下所能接受和承受的贫富差距程度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是差异极大的。基于这样的理解,王老师对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国际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这些话题的研究中,都进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深入思考。
王跃生老师参加学术研讨
王老师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两个领域,一是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变迁和“一带一路”,二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国际直接投资。对于前一个问题,王老师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是传统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失衡必然引致的结果,同时也表明,这一结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经耗尽”。王老师进一步认为,全球经济的“双循环结构”会是全球经济下一阶段的显著特征,这一结构要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建立起“以直接投资为主、要素自由流动、优势互补、平等合作、相对独立循环的结构”,摆脱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避免受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过大影响,而中国应当承担两个循环的连接任务,因为“中国不仅在传统‘中心—外围’循环中处于关键地位,制造业发达,产能过剩且资本充裕,又有自身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更适合也应当成为新经济循环的积极推动者。”谈到“一带一路”倡议,王老师说:‘一带一路’的实质性作用是为‘双循环结构’提供了新的产能合作平台。实现“双循环结构”要求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一带一路”这一合作框架下可以完成两个任务,一是中国成熟的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战后第六次国际产业转移的高潮;二是工业化程度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利用海外直接投资(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实现自身工业化。
王跃生老师参加新闻发布会
教书育人,责无旁贷
在进行自己学术研究的同时,对经院下一代经济学人的培养也同样的重要。几十年的教学生涯,王老师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研究中,时刻为学生“把握研究方向”,他总提醒学生“经济学研究不能拍脑袋,观点要有理论和数据的支撑”,“做学问要能坐得住,要踏踏实实,不能朝三暮四”。在王老师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经院毕业的学生们已经在经济相关的各个领域发挥着才干,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除了在学校对学生的研究指导之外,王老师每年都会和自己的学生有两次固定的聚会,一次是每年的元旦,王老师会请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到家里,吃点水果、品茶聊天,既聊生活中的种种趣事,也聊学生们遇到的问题,偶尔也会因为对经济问题不同的看法而进行较为激烈的思辨。另一次是教师节,王老师会请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在一起聚餐,聊一聊对新学期的安排,也给“老学生”们介绍新来的师弟师妹……在王老师看来,“北大经济学院是一个拥有百年优秀传统的学院,作为经济学院的老师,就一定要把经济学院的精神、信念和传统传承下去,不能辜负老一辈先生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更不能辜负选择经济学院的孩子们”。
王老师总是叮嘱自己的学生:学习是终生的事,但对于学术生涯而言,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如同习武之人的“童子功”,一旦错过,无法弥补。你们要充分利用这段美好而珍贵的时光,不要急于收获,不要急于达到目标。人生很短暂,追求某种目标很重要,享受过程更加重要。无论是某个小目标,还是人生大目标,如果只盯着目标,却往往难于达到;只要不懈努力,享受过程,目标也在不期之中实现。
与王老师的聊天很快就结束了,仿佛观赏了一部五彩斑斓的北大与经院的纪录片,不禁向往那段历史。最后王老师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这对每个人都提出挑战,也提供了无限的机会。确实,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很多事物都发生了飞速的变化,而未名湖依旧默默的记录北大人的匆匆步伐,博雅塔也将继续见证北大经济学院的新征程。
(李宇轩、边恩民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