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69、70讲。
第69讲的主讲嘉宾是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余同元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副教授、北大经院周建波教授分别担任主持人、评论人。余同元教授以“技术理论化与科技创新:江南工匠与学者结合的历史案例”为主题,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用清晰的框架和翔实的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首先,余同元教授开门见山指出,需要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寻找内生的科技创新线索,因为江南早期工业化中的产业技术理论化,实质上是科学、技术与市场互动互化的早期阶段。随后,余同元分别从“工匠+学者”、“学者+工匠”、“匠与学互+”和技术经济效应的角度做深入阐释。他指出,关于“工匠+学者”的产业技术理论化过程,具体表现为传统产业技术的文本化、文献化、数量化、数理化、则例化、标准化、学科化和科学化,这个过程就是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结合的过程。传统产业技术文献数量在时空分布上的差异性和连续性充分佐证这一观点。特别地,他以苏州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为例。《造砖图说》、《园冶》、《匠作则例》和《营造法源》等分别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苏州建筑业技术理论,经历了从“文本化”、“数量化”、“标准化”到“学科化”的主流转变。
其后,他详细阐述“学者+工匠”层面,从学者参与技术创新的视角出发,指出晚明儒士在社会变革与价值反思中走向产业,开始学者与工匠结合。余同元以江南文人学者投身紫砂业为例,指出明清宜兴紫砂壶制作大师供春、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许龙文、陈曼生等均出自名门学者。随着学者与工匠的互动加深,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及其技术效应逐渐形成“工匠与学者互+”模式,即工匠与学者联手创新,说明江南文人学士参与技术生产催生了近代技术经济。为详细论证这一观点,余同元列举了“朱萼堂坐艺”、“蜀山三友居”、“沈绣三角缘”等案例。特别是“沈绣”,形成了学科教育、工艺传承与技术创新的历史成就。显然,江南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及其理论技术化再到技术经济发展,核心内容是科技创新与质量提升,具体表现为质量、创意、时尚和品牌经济的出现,这些共同促成了近代技术经济的兴起。明清江南质量技术与品牌经济中的“皖韵徽风”、“越韵浙风”和“吴韵苏风”在长三角彼此交融激荡,标志着江南传统产业经济向近代技术经济转型。
最后,余同元认为明清江南出现从“工匠与学者结合”、到“学者与工匠结合”,再到“工匠与学者互动”的现象,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中确实存在科学(学者)、技术(工匠)与产业互动的过程。无论是“技术科学化”还是“科学技术化”,在早期工业化时期均体现为经验技术与理论技术互动创新的技术经济兴起,说明科技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才是工匠精神的核心。这意味着“李约瑟难题”需要重新审视。在余同元看来,工匠与学者结合,实际上是在工匠“技术转型”(符号互动)、“角色转换”(自我互动)中,实现工匠个体走向学者群体,或学者个体走向工匠群体的“匠学互+”(社会互动)。对于中国本土科学发展而言,影响“匠学互+”进程的主要原因,除了制度束缚、经济结构阻碍等外在因素之外,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如重形象思辨缺乏逻辑推理、缺乏科学实验精神等)亦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周建波教授进行学术评议。他充分赞赏余教授关于“江南工匠与学者结合”促进中国近代技术经济兴起的研究,因为这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传统产业现代转型发展的新视角。受报告的启发,他还简要阐述了中国传统工商业制度变革中的技术创新问题。在场师生就传统产业形态发展、产业技术研究方法论等问题进行讨论。主持人张亚光副教授亦从中国传统产业技术转型与中国近现代工业化并行的视角作概要总结。
第70讲的主讲嘉宾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许檀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副教授,北大经院周建波教授分别担任主持人、评论人。许檀教授以“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关于施坚雅理论的再思考”为主题,从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的视角出发,用清晰的框架和翔实的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首先,许檀教授简要地介绍了施坚雅理论的基本内容。施坚雅(G. W. Skinner)在研究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和市场层级问题时创造性地引入了中心地理论,为探讨中国古代区域商业发展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许檀教授回忆,当时她首次接触施坚雅相关研究成果时的心得体会,并介绍了她理解施坚雅理论的心路历程。她认为,施坚雅理论为历史研究领域引入了空间概念和层级概念,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宏观区域理论和市场体系理论。然而,直接运用施坚雅理论将面临严重的问题,即中心地理论的两个核心假设——均质平原和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满足。因此,施坚雅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理论推演而得出的结论。受施坚雅理论的启发,许檀教授认为,明清时期我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以简化为流通枢纽城市、地区性商业中心和基层市场三大层级。这一划分标准主要基于某地区在市场运行中的地位,而非施坚雅所采用的行政等级标准。
接着,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问题,许檀教授从实证角度搭建了一个可量化分析的模式,从数据的角度为这一问题的分析提供直观的划分标准。她选择税收资料和商人会馆的碑刻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关于税收资料的选取,许檀教授简要介绍了明清时期我国税关的设置层级及其相关的历史演变趋势,指出税收资料为区分市场体系中不同级别市场提供数据上的比较。随后,她还简要地介绍了选择商人会馆碑刻的缘由。她认为,商人会馆碑刻上记载的信息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信息:首先,碑刻中记载了会馆集资的抽厘率,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参与集资商号相应的经营规模数值;其次,碑刻中还记载了参与集资商号所在的区域,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该区域商贸影响的具体范围。通过上述信息的汇集,我们便可以大致获得该区域在区域商贸活动中的具体规模,从而对应到具体的市场网络体系的不同层级。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许檀教授以山东的临清和聊城作为区域的典型案例,具体阐述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最后,结合许老师在冀鲁豫地区田野调查过程中所收集到的碑刻信息,并参考明清时期相关税关的征税资料,她绘制出了与施坚雅研究结果有所区别的冀鲁豫地区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图。在许檀教授完成自己的报告后,她还专门为在场的师生展示了以前实地田野调查的相关照片记录。
随后,张亚光副教授作简要评议。他认为这一报告涉及了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商业史、区域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同时,这一研究可以视为“施坚雅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是对施坚雅理论的比较和检验,其中还包括对施坚雅理论的创新。最后,张亚光副教授总结了他从报告中得到的三点启示:(1)施坚雅理论的运用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主流经济学对话提供了极好的方法论上的范例;(2)我们不应照搬西方的学术理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工匠精神”;(3)这一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层思想的启示,历史研究需要建立时空坐标轴。在场师生还就山陕会馆的捐款来源问题、开封与朱仙镇的经济地位变迁问题、山西票号在该研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问题等进行深入交流。
(社会经济史研究所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