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47、48讲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主办。
第47讲的主讲嘉宾是商务研究院彭波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担任点评人。彭波研究员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青苗法为主题,基于经济学的视角,使用翔实的史料和充足的数据,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晰详细地向听众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首先,主讲人列举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和苏辙等人反对青苗法的主张,以证明他们都没有说过青苗法的法定年利率是40%甚至于更高。其次,主讲人详细地分析了司马光所提供的证据,并从粮价的变动、加工技术的发展和折现率的计算等方面,证明了大众对于青苗法利率的认知是有偏差的。再次,彭波研究员使用元丰时期青苗钱散放的回收数据计算,得出青苗法的年利率符合王安石所主张的整体上限为20%(个别地区上限为30%)的结论。
针对某些学者对于主讲人所使用的计算方法的质疑,主讲人详细介绍了青苗法的操作规程以证明其计算方式的合理性:虽然青苗法一般规定春夏两季发放,分别夏季和秋季回收,但是实际的还款期限往往是通过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而不断调整的,因此贷款使用日和计息日实际上都是较长的,青苗法的实际年利率是比较低的。主讲人还将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与朱熹提出的社仓制度进行对比,认为社仓制度是对青苗法的模仿和学习,而社仓的利率为年息二分,所以青苗钱是不可能半年息两分的。
最后,彭波研究员进行了总结:无论是从王安石变法反对派的言论分析,还是从史料中对于放贷模式和还款期限的记载推测,都可以断定史料中所记载的20%-30%的年利率均为青苗法的利率上限。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青苗钱的利率仅在15-20%之间。
周建波教授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进行点评,深入浅出地梳理了中国借贷业发展的脉络;从社会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着手,介绍了北宋时期财政经济的状况;并从史料收集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彭波研究员研究的价值。在场师生也就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以及青苗法中的金融思想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
第48讲的主讲嘉宾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张亚光副教授担任点评人。
邹进文教授首先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谈起,讲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梳理了中西方经济思想的交流进程,证明了从国际视角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邹进文教授分享了从国际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四条线索:第一,从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的评述中寻找史料——包括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留学生毕业论文的评述,以及汉学家研究中国问题大量著作。这些史料不仅展示了中国近代学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还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影响。第二,探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比如,陈焕章在其毕业论文《孔门理财学》中对于中国常平仓制度的介绍,对于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杨汝梅的博士论文《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对于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推动了学界对于无形资产会计处理方法的研究进程;林霖在《美国经济评论》同一期发表的《定期存款是货币吗?》和《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储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对于货币理论及其应用都具有重大意义;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被译为多国语言,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第三,由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国近代许多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有西方学者的参与,因此研究推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国际因素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向。第四,留学生在接受外国教育的过程中会受到留学所在国经济思想的影响,因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的国际学术背景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比如:留日共产主义者更多地是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强的独立意识;留苏共产主义者更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信仰来看待,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德、日留学生主要推崇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更多引进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而留英学生(如哈耶克指导的中国经济学博士蒋硕杰)更多的接受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
张亚光副教授从国际化的视野出发,梳理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计划经济之渊源着手,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西学东渐”的大致历程;并从史料收集和学术影响的角度高度肯定了邹进文教授及其团队进行该项研究的价值。师生们也就国际视野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社会经济史研究所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