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院长在第六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上的致辞
2016年12月3日
尊敬的各位嘉宾,校友们、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一年一度的“北大经济国富论坛”今天隆重举行。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向所有出席、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校友、师生和各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北大经济学院以及“国富论坛”一如既往的支持。
自2011年“北大经济国富论坛”设立以来,已经成功召开了五届。在过去的五届论坛中,我们紧扣论坛的设立宗旨,围绕中国经济的重大现实问题,邀请各方人士来此发表高见。五届论坛记录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来的波折与彷徨,见证了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之后的奋斗与希望。许多演讲嘉宾的观点在论坛结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在此,我要向出席论坛的所有演讲嘉宾,包括今天莅临论坛的屠光绍总经理、李扬理事长、刘伟校长和刘卫东所长表示感谢。
今年国富论坛的主题是:“变革、协同、共赢---全球治理体系与中国经济”。“变革”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协同”是我们应当采用的手段,“共赢”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其中,“变革”恐怕是最重要的关键词。近几年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许多不同寻常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今年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这两个“黑天鹅事件”,因为最终结果太具“戏剧性”而史无前例地让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一起。而对于中国而言,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心从传统的需求方转到了供给方,经济增长出现了阶段性企稳回升的态势。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顺利推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愈发关键。
中国的逆风飞扬和欧美的跌宕起伏,是当今世界“变革”潮流中的两股巨浪。如果追溯它们的源头,则可以说皆由全球化而起,也皆因全球化而兴。可以这样说,今天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身处不确定的世界之中。那么,人们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是否可以选择退出?欧洲和美国的新动向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如此的环境中又该如何调适?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植于我们对全球化内在逻辑的理解上,而这,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历史性、周期性、人类的天性、不确定性和互联性等五个维度来进行考察。
首先,历史的维度。尽管“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词汇第一次出现在1962年,但无论按照哪种定义,全球化的活动显然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英文《韦氏字典》将“全球化”定义为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从历史来看,古罗马帝国扩张、十字军东征、蒙古兴起、地理大发现……这些活动与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我认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0年的国会演讲中曾志满意得地宣布:“一种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在这一新秩序下,全世界各国都可以实现普遍繁荣和谐共处”。这种雄心和壮志难道不能在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那里找到吗?因此,全球化绝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持续进行的活动。人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其戴上现代性的光环,然后再在后现代的反思中将其打破。
其次,周期性的维度。可以说,全球化至少呈现出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和综合周期这三种周期。经济周期大家都非常熟悉。政治周期经济学界关注较少,但在当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和数学教授彼得·图尔钦在2012年用历史动力学的方法研究发现,美国自19世纪以来基本上每隔5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政治动荡,新一轮高峰将在2020年前后到来。很明显,特朗普的当选已经证明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继续证明这一研究的惊人预见性。作为当今全球化的策源地和领导者,美国的政治波动必然引发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的政治转向。
而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活动自身也存在某种综合性的周期。事实上,自公元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全球化的活动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这种综合性的周期特征主要体现为每一轮全球化都有一个或几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如果我们可以把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各种活动算作全球化的1.0版本,而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算作2.0版本的主导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算作3.0版本的主导者,20世纪掌握绝对霸权的美国算作全球化的4.0版本的主导者的话,那么,接下来的5.0版本该由谁来“领衔续写”?会是中国吗?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越来越清晰。
第三,人类天性的维度。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要素的跨国流动。西方经济学家们用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证明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天然合理性。而中国的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洞察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地不分东西,人不分中外,应当说,逐利的天性让人类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孕育着全球化的基因。
或许我们不应该那么唯利是图地来看待全球化,因为非逐利因素似乎也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社会学家就认为,征服、繁荣、传教、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与旅行欲这四种动机能够促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因而,将军、商人、水手、传教士和探险家是传统社会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他们背井离乡,跨越高山大海,绝大多数都是出于自发的人类天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尽管对全球化的质疑和批评一直不绝于耳,但全球化却始终无法真正停歇。
第四,不确定性的维度。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在耗尽心力地寻找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希望参透自然与财富运动的神秘规律-----从“大数定律”到“布朗运动”再到“有效市场假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金融活动和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也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欧洲早期三大投机泡沫——郁金香狂热、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密西西比泡沫为例,约翰·劳(John Law)是英国人,掌管着法国的皇家银行,吸纳了来自塞内加尔、印度群岛和中国的资本,开发的则是美洲大陆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未来财富。实际上,“全球化”概念本身并无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可言,但它的不断扩张却加剧了系统内部原本各种活动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开放的系统,涵盖范围越广,要素流动越自由,不确定性也就越大。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对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的不确定性只会越来越大。
第五,互联性的维度。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都是由技术创新而推动的。如果“全球化”在工业化时代是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的话,那么,当人类的生产和交往越来越离不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背景下,全球化趋势只会是一个依据其固有的内在逻辑,凭借互联网技术的威力,更加不可逆的一个进程。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的互联网内,无法封闭,无法垄断,也无法退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协同”和“共赢”的价值理念也才愈发重要。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要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段表述十分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1899年,美国为了加强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势力,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要求“利益均沾”,贸易机会均等。从此之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主张,以经济全球化裹挟着文化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席卷各地。但最近的趋势似乎有变。一再声称要回归国内事务的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不久前于秘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以视频方式公布了明年一月执政后马上要开展的工作,其中第一条就是,上任第一天就让美国退出TPP。虽然特朗普的多变性格让最终结果仍然“扑朔迷离”,但作为全球化策源地和主要推手的美国是否会推翻或至少是修正自己从“门户开放”以来的全球化发展逻辑,还是一个非常值得世人关注的事态。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目前全球化正停滞不前,在一些领域还出现逆转趋势,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力已不存在,未来全球化动力将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
在这种背景下,很难不说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难逢的战略机遇和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并存的时机。无疑,我们需要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物力财力为基础,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以便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但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如何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更是我们当前直面的重大课题。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许多重量级嘉宾,我相信,他们睿智的观点和见解一定会给我们以启迪。
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