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第119场“学术午餐会”,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候选人周羿应邀报告了他和黄炜合作的最新工作论文“One-Child Policy, Marriage Distortion, and Welfare Loss”。“午餐会”由财政学系刘冲助理教授主持。
在某种程度上,计划生育政策可被视为一种消费税,婚姻及其连带的子女数量则是被课税的商品集。那么是否可以采用税收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工具来研究计划生育对婚姻带来的福利损失呢?这是论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并非一刀切,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采取的政策不同,罚金(社会抚养费)的数额也不一致,例如对少数民族予以政策倾斜,这也给论文提供了识别的机会。在理论模型上,文章借鉴Choo and Siow(2006)的可转移效用模型,提出三个理论假设:(1)社会抚养费提高了汉族的未婚率,尤其是在无政策倾斜的地区;(2)在有政策倾斜的地区,社会抚养费提高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率;(3)在有政策倾斜的地区,社会抚养费促进了由汉族往少数民族的婚姻转化。为验证这些假设,论文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1)居民18-25周岁时对应的所在地的社会抚养费越高,其未婚率也越高,尤其是汉族;(2)社会抚养费的增加导致了更多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但只针对有政策倾斜的地区;(3)在无政策倾斜的地区,当社会抚养费更高时,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婚姻中,少数民族更有可能与教育程度高的汉族配偶结婚。进一步对计划生育带来的生育率降低和婚姻扭曲的福利损失进行测算,发现:计划生育对婚姻市场的扭曲大概会带来折合家户年收入1.1%的福利损失,占计划生育总福利损失的30%左右。这一结果揭示了公共政策可能会带来的意外行为及相应的社会问题。
在报告讨论中,北大经济学院秦雪征、郝煜、刘冲、光华管理学院孙腾、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等老师和与会同学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科研办公室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