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生,男,1960年出生,1979年起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读本科、硕士研究生,1985年12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先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海外大学做访问学者或从事访问研究。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担任教育部经济贸易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经济贸易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商务部投资促进局、重庆市、苏州市等政府机构对外经济顾问等职。兼任美国俄亥俄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兼职/客座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
王跃生教授的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国际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近著主要有《跨国公司金融:原理与案例》(2009)、《国际资本流动:机制、趋势与对策》(2009)、《国际企业制度创新》(2007)、《经济学与社会关怀》(2007)、《市场经济发展:国际视角与中国经验》(2006)等。在“The World Econmy”、“China Review”、《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学报》、《经济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在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格局重塑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许多学者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近日,北大经济学院2013级博士生李宇轩就世界经济结构发展趋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何达成自身发展诉求等热点问题,对王跃生教授进行了专访。
采访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深度调整,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世界经济结构会如何变化呢?
王跃生教授: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是传统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结构的结果。危机表明,这种结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经耗尽,需要一种能够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双循环”结构,是未来的重要趋势。
但新结构对传统结构的替代,必定涉及到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旧结构中居于有利地位的国家,肯定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而在传统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心国家的配合,即使想摆脱旧结构,也未必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想要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获得相对平稳的发展,就必须摆脱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发展自己的实体产业,扩大内部市场,避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过大影响,建立起一个发展中国家之间以直接投资为主、要素自由流动、优势互补、平等合作、相对独立循环的结构。这一结构和传统循环交叉并存,形成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结构。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发达,产能过剩且资本充裕,又有自身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不仅在传统“中心—外围”循环中处于关键地位,同时更适合也应当成为新经济循环的积极推动者。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紧密广泛的经济关系、产业分工、经济合作,并由此产生投资贸易、要素流动、互联互通,以及政策协调。这种经济合作,我们也称之为“新南南合作”。“新南南合作”一旦成熟,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各种机会,减少对发达国家和传统循环的依赖,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采访者:从您的分析来看,“新南南合作”在世界经济结构双循环的发展趋势中有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合作有怎样的优势,又面临什么困难呢?
王跃生教授:其实南南合作并不是从近年来开始的,上世纪60、70年代,就有“南南合作”这种提法了。但是当时因为这种系统并不完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非常有限。而“新南南合作”从多个方面来说都有进步。
从时代背景来看,“新南南合作”有更好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稳步发展,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不论是按照美元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来计算,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11国的经济规模都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越了美国水平。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大,开展经济合作,比如产业间横向合作、产业内的纵向合作的时候就存在很多空间。而且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为“新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
从发展目标来看,“新南南合作”更加切实。传统南南合作是政治合作带动的经济合作,而“新南南合作”则以经济为主,旨在建立新的经济结构,促进各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
同时,“新南南合作”有更大的意义和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它们相互之间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条件不同,比较优势具有多样性、互补性,以往只有通过南北经济关系中才能获得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产业链整合等发展要素,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就可以获得。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密经济合作,能够打破TPP、TTIP这些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制的垄断,加快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当然,“新南南合作”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南南合作怎样突破,如何推进?发展中国家地域分散,合作领域遍及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使得合作很可能宽泛、松散,难于深入。需要有合适的机制和平台,且有点有面,从某个地区、某种形式入手,以点带面推动合作的全面发展。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很长时间内南南合作一直未找到突破口,呈现出全面开花、不得要领的状态。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又趋低迷,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更加剧了合作深入展开的难度。以中国而言,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但面对广阔世界,企业不知走向何方,走出去便很可能盲目、草率。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广泛的经济关系与合作,但并未找到将这些关系整合起来,形成能够在短期内见到成效的途径。这是过去几年“新南南合作”的最主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新南南合作”面临各国之间经济差异过大、地理距离遥远、文化共性不足、互信缺乏等因素制约。按照经济区域一体化理论,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文化相似性上的接近是紧密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但发展中国家广布全球,很多国家之间地理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很大,这也加大了经济合作的难度。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存在历史争议,这也成为经济合作的障碍。
第三,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比如,有些发展中国家本身资源丰富,但是又面临着工业化任务。这时,如果遵从比较优势,以资源换制成品,虽然短期经济会发展,但长期可能延缓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如何能促进其自身产业的发展才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目标。同时,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着资本相对过剩、产能相对过剩的局面,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是当前的艰巨任务。“新南南合作”如果能够促进这一目标,才能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契合,才能得到企业、市场和资本的积极响应,也才能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产业发展水平并不低,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难于成为我国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目的地。虽然他们仍有与我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广阔空间,但与当前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契合度就较低。
访者:那么您觉得这些困难该如何解决,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王跃生教授:这些困难的解决需要长远的努力,而如果说到突破口的话,“一带一路”的建设就为“新南南合作”创造了新的区域合作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产能合作平台。
我们之前说到,任何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都会遇到参与方众多、需要不同、利益不同等问题,参与方较多的多边区域合作尤其如此。而“一带一路”战略,则考虑到了历史、文化、地理、人文等因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自古就有,反映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国家,直到非洲、欧洲各国经济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这种历史财富,使得沿线国家获得良好印象,充分理解“一带一路”构想,更愿意参与合作。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跟中国地理上相邻、文化上相近、经济水平相当、经济结构互补性强,这些也都使得这一战略更易于实施,更容易见到成效。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突破口,最为恰当。
进一步来说,“一带一路”实质上提供了新的产能合作平台。目前中国成熟而且相对过剩的制造业需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工业化程度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海外直接投资实现自身工业化。这两个任务的完成,都涉及到国际产业转移与合作,而周边发展中国家接受产业转移的前提之一,又是基础设施的先行发展。现在,我国资本过剩情况、产业成熟程度、投资经验、管理经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及配套产业发展程度完全能满足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需要, “一带一路”战略基础设施先行的实施规划,包括公路、铁路、高铁、电信、电力、核能等等的互联互通,既为未来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创造前提条件,本身又成为一个涵盖广泛的产业,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
采访者:“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先行的实施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都有哪些融资机制可以提供支持呢?
王跃生教授: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融资机制。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要大量投资,这些投资规模巨大、回收期长、而且具有一定风险。传统的南南合作,由于发展中国家大都资金短缺、缺乏投融资经验,不得不主要依靠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来源,依靠国际投融资机制来进行投资和项目评估与管理。而在“一带一路”体系中,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投资能力,以及成熟的产业基础,俄罗斯、印度这些新兴国家也拥有比较丰富的资金,和对外投资能力与意愿。正是基于此,中国发起创立了亚投行,专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亚投行受到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许多发达国家)的欢迎和积极参与,正好说明这种合作形式和机制符合国际规范,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亚投行投入运营后,将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和投资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中国独立出资设立的丝路基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国有商业银行都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当然,作为一个宏大的国际经济合作构想,“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使“一带一路”构想和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更加契合,如何让“一带一路”实现双赢和多赢结果而不是零和游戏,如何增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竞争力与适应性,都是需要我们探索和讨论的问题。
(学工办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