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代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虽然他的一生历经坎坷，但是他凭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为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培养了大量高层次的经济学人才。胡代光教授在我国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深受经济学人的尊敬与爱戴。
一、胡代光教授的生平简介
1919年5月5日，胡代光教授出生于四川省新都县一个乡绅之家。他饱读诗书的父亲为他取名“代光”，其中蕴含着对他光耀门楣的殷切期望。胡教授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熏陶和道德品格教育，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品格，是家中父母最喜欢的孩子，是乡邻公认的“小教授”。胡教授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资，虽然他12岁才开始上小学，但是21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中间曾经三次跳级，一直保持着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纪录。
1940年胡教授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师承彭迪先教授等，获法学学士学位。1945年考人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先后受教于陈振汉、吴斡及巫宝三等著名学者，完成了题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述评》的毕业论文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年，胡代光应聘到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先后讲授“经济循环”、“经济学原理”和“货币与银行”等课程。1949年12月，胡代光同部分专家、教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抵达刚刚解放的重庆，1950~1952年在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委员会任科长。
1953年胡代光应聘来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工作，从此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北大经济系的教学和研究而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从1956年秋开始，他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学秘书，担负着教学与行政工作双重任务。1960年，胡代光任经济系副主任，并被提升为副教授。
“文革”期间，胡代光教授受到严重冲击，被打成北京大学经济系第二号“走资派”，参加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批斗会。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担任经济系副主任，并且在1978年成为文革后提升的第一批教授。1984年初，胡代光教授开始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全面负责北大经济系的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并筹建北大经济学院。1985年5月，北大经济学院宣告成立，下设经济学系、经济管理系、国际经济系以及经济研究室等，胡代光教授担任第一任院长。经济学院的建立使北大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学科齐头并进、人才与思想竞相涌现的大好局面。北大经济学院因此而成为全国经济学重镇，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体制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88~1993年期间，胡代光教授担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1997~ 2000年接替我国经济学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出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此外还曾担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等职务。
在北大47年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生涯里，胡代光教授根据工作需要，先后讲授过各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学科。在1953~1960年期间，胡代光主讲“统计学原理”和“经济统计”两门课程；1960年以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向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同樊弘教授、罗志如教授、杜度教授、范家骧教授和厉以宁教授等共同承担北大经济系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主讲“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计量学”。1964年，他与巫宝三和孙世铮和作编写出版了《西方经济计量学》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首次系统地将经济计量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介绍给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在胡代光教授1980年前后的论文中，他首次将西方货币学派和斯拉法经济学等理论介绍给国内学术界。改革开放以后，胡代光教授一直将精力和重点放在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有关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评论文章，出版过大量相关著作。
二、胡代光教授的治学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胡代光教授从事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基本原则，是他一生坚守的治学信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胡代光教授也从未更改自己的信念：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
胡代光先生
这种信念的形成与胡教授的早期的治学经历密切相关。1950-1952年，胡代光教授在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当时正值重庆解放初期，百业待兴，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胡代光教授和其他同志专门调查重庆的货物税、营业税等纳税情况，深入各工厂调查了解生产、资金借贷和产品销售等情况。针对这些情况，胡代光教授写出了许多调查研究报告，为当时的西南行政区高层党政领导对刚刚解放的西南制定适当政策措施以便为迅速恢复财政经济提供详细的参考资料。1956年夏，为了完成农业部布置的任务，胡代光教授带领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班学生前往山西省解虞县农村调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编写了许多统计报表并做出了许多统计分析，高质量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在1959年4~5月，胡代光教授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志到山西省晋城县周村“七一”人民公社，调查了该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根据调查结果，胡代光教授写成了《“七一”人民公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人民公社上掌管理区存在三个问题：（1）1958年的收入分配未能达到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这项规定的要求。（2）由于公社化后取消了自留地和社员已无法经营家庭副业，1958年人民公社社员人均总收入水平未超过前两年。（3）1958年同1956年相比较，人均固定资产量增长2.4％，每亩投工量增长20.9％，而每亩耕地粮食产量则只增长14，2％，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提高速度低于每亩投工量增长速度，因而使得每农业劳动日平均粮食产量降低8.7％，和每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粮食降低11.7％。由于以粮食生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每农业劳动力所创造纯收入也随之而降低了12％。这些比例关系变化，说明了1958年农业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并未能发挥应有效果，对比1956年，活劳动不仅没有进一步节约，相反地，却降低了劳动效果，因而不能不影响1958年社员收入比1956年水平更低。这一份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体现了胡代光教授治学中所坚持的实事求是、决不媚俗的精神，却在当时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束之高阁，难见天日。
在教学过程当中，胡代光教授不满足于既定的教材，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早在50年代初，胡代光教授就根据我国经济统计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的统计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1957年写的《关于国民经济中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问题》一文中 ，胡代光教授对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的几何平均数法和方程式法做了较全面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几何平均数法优越于方程式法的看法，胡代光教授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万能的统计方法是没有的，科学统计方法取决于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特点。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何平均数法本身确实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应用这个方法的基本条件环比速度动态数列有同质性，那么由几何平均数法所求出的平均发展速度仍然有其客观物质性。相反地，平均发展速度方程式法却难免强套数学规律，有陷入形式主义统计的泥坑的危险。”
早在胡代光教授高中时期，要好的同学就曾经盛赞他有“拯救饥溺之心，兼善天下之慨”。胡教授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经学家不应该躲进象牙塔做学问，而应具备兼济天下的学者良知，时刻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敢于反映和揭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虽然胡教授的这种立场使得他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但是“历经苦难，痴心不改”，胡教授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经常为引导改革的正确方向而大声疾呼。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不少人一度对市场经济产生了许多误解和疑问。针对这些问题，胡代光教授及时撰写了《西方经济学者论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的长篇论文，对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当时出现的种种弊端加以抨击。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国青年报》、《财政研究》、《信息周报》、《工人日报》、《云南价格》、《福建经济报》等众多报刊杂志纷纷加以转载。1994年底，国家计委还将该文作为当时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参考材料印发给各位与会领导。1994年8月，胡代光教授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提出了“莫把市场经济庸俗化”的著名论断。这次访谈录见报之后，立即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人民日报》在9月5日予以转载，举国上下都在分享着胡代光教授的渊博学识和卓越智慧。
90年代初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史教研室（前排左起朱克烺、范家骧、胡代光、杜度，后排左起：刘文忻、晏智杰、王志伟）
三、胡代光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
胡代光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潜心研究，使得他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具备的合理成分能够对现实起到一定意义的指导作用。因此，早在70年代末，他同陈岱孙教授、罗志如教授、范家骧教授以及厉以宁教授等一起，极力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对经济系的学生推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为此胡代光教授曾经承受不少压力，甚至不得不为此接受上级对北大经济系办学方向问题的调查。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仍然坚持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他指出，“马克思正是最懂得他那个时代和以前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伟大学者和革命家，所以他同恩格斯一起才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今天，我们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懂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确是很难想象他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通过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正是由于胡教授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的坚持，才使北大能够培养出和具备和国际经济学界交流和对话能力的人才。北大经济学院最早将西方经济学的本科课程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三门课程来开设；对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无论任何专业，都必须研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事件”、“《资本论》专题研究”以及“西方中级微观经济学”和“西方中级宏观经济学”四门课程。目前这种课程安排已经成为国内各高校的通行做法，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胡教授等人用”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魄力和胆识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国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比现在还要落后多少年。
在长期的研究生涯里，胡教授对西方经济学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既要汲取其合理的营养成分，又要避免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70年代末，胡代光教授就敏锐地意识到货币在国家经济中即将发挥的作用，于是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货币理论，1980年出版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首次较全面系统地将现代货币学派及其主张介绍给我国学术界。接着又在1982年出版了《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艺术，使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通货膨胀问题，《金融研究》杂志曾指出，这本书“系统而通俗地介绍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资产阶级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同时又以马克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它们逐一地进行了分析批判”，因此该书为我国后来处理货币。物价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准备。
胡代光教授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他在指出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规律时，一再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被西方经济学的迷人外表所迷惑，不要迷信西方经济理论。2000年5月，胡代光教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搞西方经济学。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西方经济学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照搬。”针对当前经济理论界存在的将经济学纯粹数学化、形式化的趋势，胡代光教授很不以为然，强烈呼吁“经济学，请莫走偏了路！”他引用索罗斯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中的话说，传统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被数学家所占领，他们以为经济就像自然科学体系一样循规蹈矩，经济学的研究生们花费大量时间来证明现实世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均衡点的存在，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想出一些貌似大使实则傻瓜的理论。胡代光教授接着分析到：“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研究经济学主要靠丰富的数据资料和深厚的理论功底，然后通过辩证思维，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数学只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国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些原是学数学、物理的青年学者，深感在那些领域出人头地十分困难，于是乎就转行经济学领域。他们懂得一点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再套上点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俨然就可以自称经济理论家了！其实正如里昂惕夫指出的，他们投入的是垃圾，产出的也是垃圾。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现象……”胡代光教授十分欣赏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他说，过去，我们的经济理论脱离现实严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很多是些套话、大话、空话，甚至用口号代替科学理论分析，这些都是吃亏了的。致用之学的含义就是学以致用，用以解释和解决当今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搞教条主义不行，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行。
当西方经济学最初被介绍到国内时，人们仅仅是为了批判的目的而学习，所以经常容易犯浅尝辄止和以偏概全的错误。胡教授创作和编著了大量深入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作品，其中许多书籍和文章都成为经济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参考文献。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日益深入全面。西方经济学中对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和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将西方经济学神话的错误倾向，而对西方经济学中的错误视而不见，全盘接受、顶礼膜拜。鉴于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将严重误导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胡代光教授坚持在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基础上，一分为二的对待西方经济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胡代光教授学术成就简介
胡代光教授致力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勇于进取、不断开拓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时刻关注国外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对其加以批判性的分析与介绍，注意结合国内经济实际为我所用。实际上，现在的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理论最初都是经胡代光教授的系统介绍而被我们所知的，像西方的经济计量学、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斯拉法革命”等。毫无疑问，胡代光教授的这些远见卓识都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使得我国学者能够尽快地认识和把握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本质，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代光教授共出版了20多本著作，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的许多著作和论文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许多著作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
在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和评论方面，胡代光教授的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胡代光教授同厉以宁教授于1982年合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成了畅销书，当时《世界经济》杂志对这本书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是一本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学术著作”，作者“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如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派和剑桥学派，以及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瑞典学派、熊彼特理论体系和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涉及各派的学说渊源、重要代表人物、理论特征和分析方法以及它们的主要理论。”该书后来在1987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胡代光教授参加编著的《当代西方经济思朝》（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于1988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86年至1987年度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胡代光教授所著的《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评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988）是胡代光教授自50年代以来对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当代世界经济实用大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990）指出，该书的“这些成果反映出作者不仅着力于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还特别重视西方经济学界的研究动态，并及时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和提出自己的观点；该书所载文章立论清晰、观点明确、理论联系实际，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胡代光教授同罗志如教授、范家骧教授和厉以宁教授合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更是深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成为许多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该书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届科学研究成果奖”的荣誉奖和1991年的“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胡代光教授与周安军合著的《当代国外学者论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从1978年开始直到现在，主要由胡代光教授负责编选，组织翻译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出版）已编译了17辑，胡代光教授亲自执笔，为其中的15辑撰写了《出版说明》，对国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和人物进行了简要的。恰当的评论。这套文选深受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好评，引用率极高。
在资本论的研究方面，胡代光教授同样创作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胡代光教授与刘诗白等主编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990）被评为“孙冶方经济科学1990年度著作奖”。评委会认为：“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研究的专著，是一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品。该书对百年来，特别是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总体评介以及对《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转形理论、贫困化理论、再生产理论、危机理论等等的研究作了实事求是、全面深刻和充分的理论评介，边叙边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该书有力地回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挑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资本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部专著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评介当代西方经济学，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本专著后来多次获得重大奖励： 1992年被评为“第二届吴玉章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许多经济学者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进步经济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出现了重读《资本论》的热潮，发表了许多评论《资本论》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有的是挑战性的攻击，有的是并非恶意的误解，有的还是出于维护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观点而对某些人的见解进行批评，也有的是联系当时现实情况而对《资本论》的研究提出的新见解或新意见，并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做出了分析。因此，我们应该放开眼界，知己知彼，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分析，并对他们的论证和观点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实事求是的评论。这是我们密切联系实际，改进和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一种较好的形式；是有的放矢地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一书的目的即在于此。
胡代光和张友仁先生、晏智杰先生在一起
《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一书共分为12章。在第一章，作者将100年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如何看待《资本论》的态度归纳为如下三个重要变化：沉默抵制 公开进攻 利用“比较研究法”以求“互相补充”。在第二章，作者分别评介了布朗芬布伦纳用14个方程式所表述的马克思理论体系。克莱因设立的马克思理论模型以及屈内论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之间的“相似性”。作者指出，布朗芬布伦纳在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理解上存在着片面性。在第三章，作者评介了米克、久南卡和霍兰德等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态度和看法。在第四章，作者就《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者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中所出现的三次大浪潮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评介。在第五章，作者评介了巴兰、斯威齐的经济剩余论、伊特韦尔与戴布伦奥夫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争辩以及霍吉森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曲解。在第六、七章，作者较全面、系统地评介了西方著名经济学者关于马克思的“狭义转形问题”和“广义转形问题”的争论。在第八章，作者评介了经济学者关于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种种争论的评析。在第九章，作者评介了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在第十章，作者评介了西方经济学者围绕马克思的利润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论战情况。在第十一章，作者详细地评介了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说。在第十二章，作者评介了当代西方学者根据和使用《资本论》的理论模式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问题。
就在胡代光教授八十寿辰之际，由胡代光教授承担主编的“七五”计划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一书终于在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此前的同类著作比较，该专著在内容方面包含了许多新的突破，对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全面的评介，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从而弥补了目前国内在这一方面的不足。该书共分12章，在导论中，作者将200年来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变概括为六次革命，即亚当·斯密革命。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学派反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斯拉法革命、理性预期革命。作者认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密切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实事求是地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六次革命，对于我们当前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创新，都是很有裨益的。
在第一章，作者评介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期间在西方经济学领域所出现的边际主义革命及其影响；在第二章，作者评介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凯恩斯革命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还在发挥着作用；在第三章，作者翔实地评介了凯恩斯的《通论》产生的影响及其理论演变与发展，指出：“概括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可分为两大派，即现代凯恩斯学派和现代古典学派，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无非分别属于政府干预派和自由放任派，两派的重大分歧集中在关于资本主义市场是否出清，即市场体系的稳定性这个问题上，并由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政策主张”；在第四章，作者全面系统地评介了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现代古典学派，对以弗里德曼为首的现代货币数量论、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第五章，作者详细地评介了非均衡学派的产生、发展及其理论观点，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阐述了非均衡分析在我国的应用问题，言之有物，实事求是，新颖独到，甚为可取；在第六章，作者评介了均衡信贷配给理论，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在第七章，作者评介了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讨论了该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启示；在第八章，作者评介了80年代以来汇率变动的新特点和启示；在第九章，作者评介了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产权。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理论；在第十章，作者评介了布坎南的国家理论，讨论了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时应该注意的重点；在第十一章，作者较全面、系统地评介了经济长周期理论的演变及其近期的发展；在第十二章，作者翔实地评介了西方经济学者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和我们的启发思考。
胡代光教授的一生，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通过辛勤耕耘而硕果累累。作为一名经济学教育家，他对待学生既热情支持，又严格要求，诲人不倦，关心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胡教授在北大半个世纪来，辛勤培养了数千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就改革开放最近二十余年来，由胡教授指导学习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分别达到70余名和20名。如今，曾经聆听过胡教授的教诲的众多的北大学子正在改革开放的战线上勇往直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在北大漫长的执教生涯中，胡教授声称他深切体会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趣。在耄耋之年，胡教授可以体会“桃李满天下”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