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失业保险费率整体下调1个百分点。据称，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有利于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就业稳定。
失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机制，其保险费率并非不可以下调，但是缴费率下调不能以为企业减负为理由和目的，也不能看成是“皇恩浩荡”举措。费率调高或调低应该是基于保险精算的结果。据统计，2014年前11个月，全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191.7亿元，支出529亿元，结余金额663亿元；总计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金额超过4300亿元。按照2014年的基金支出情况，即使未来7年内不征收失业保险费，基金规模也足够支付，具有降低费率的现实可能性。如果说企业负担确实因此减轻了，那只是失业保险费率下调的客观结果，而非失业保险费率下调原因。
然而，一些媒体包括有影响力的官方媒体均将此次降低失业保险缴费率归因为企业减负，甚至解读为“这是一个信号，给社会保险费率的整体降低带了一个（好）头”，这是不妥的。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提到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缴费率。但五项社保的缴费比例中，企业承担29.8%，其中失业保险占2%、工伤保险占1%；因此，仅仅指望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两项保险的缴费比率，效果极其有限。为企业减负的方法很多，比如降低流转税税率，降低能源电力等垄断商品价格，降低工薪税等（间接降低用工成本），效果岂不是更为显著？政府在两会前调降失业保险缴费比率为企业减负，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此次调降失业保险缴费率的程序也欠妥。在调降失业保险交费率问题上，没有听见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和劳工组织的意见和声音；没有发布过去时期全国失业保险的运行报告，反思一下当初确定缴费比例的合理性，也没有讨论今后如何建立合适的失业保险缴费率的确定机制。当前社保需要建立一个对社保交费率进行科学测算、确定和调整的常态机制，定期测算并调整社保缴费率。否则社会公众会质疑各项保险交费率确定的合理性。既然失业保险缴费率可以下调，那么其他社会保险缴费率是否也有下调空间？于是，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提交了一份《关于对我国现行社保政策进行适度调整的建议》的提案，让公众对下调社会保险费率尤其是占主要权重的养老保险费率产生了更多期待。
然而，社保缴费率不是简单高好或者低好。社保缴费率过高增加企业负担，且相较于企业部门，社保基金运行效率偏低，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保缴费率过低则导致社保基金入不敷出，难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职能。根据1月23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的数据，2014年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合计为39592亿元，同比增长12.3%；基金总支出合计为32977亿元，同比增长18.1%。从财务收支上看是有结余的；但是增速上看，基金总支出的增长速度高出基金总收入的增长速度近50%，前景不容乐观。照这个速度简单测算，未来不到4年，社保基金总支出将超出基金总收入，出现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情况。这个数据在说明一种情况：仅从财务收支平衡的角度，我国的社保基金的缴费率并不高。
但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中国社保基金交费率又显得很高。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1%左右，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按照相关专家的测算，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这确实让企业感到负担沉重。这么高的缴费率总应该有更高的保障水平吧？这也没具备。在总缴费水平41%中，养老保险占28%，占据绝对比率，但对企业退休人员却只能提供40%左右的养老金替代率；我国的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和报销范围也不让老百姓满意，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仅从财务的角度分析社保基金运作，似乎已经闯进了一个死胡同。
前面曾经提及，社保交费率的确定与调整应该基于精算基础，但精算工作并不是仅仅基于假设数字的把玩演算，而是还要对各种精算假设基于的实体经济进行分析并寻求解决办法。社会财富是由劳动人口的创造的，劳动人口的数量占比与劳动时间决定了社会财富总蛋糕的规模大小，也决定了社会保险缴费能力的总体水平。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占比与劳动时间，并将其与美国相比。首先，从人均寿命和退休年龄而言，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76岁，美国为79.8岁（均指2012年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差距已经不到4岁，而且还有拉近趋势。但另据有关机构统计，中美两国实际退休年龄分别为53岁和62岁。也就是说，在平均就业年龄相同的情况下，美国人平均工作年限比中国长。其次，关于休假制度，根据美世(Mercer，HR咨询公司)对全球62个国家雇员的假期进行了调查和统计，中国（21天，法定带薪休假）与美国（25天，企业惯例）均排名末端，但中国庞大的农村劳动人口和农民工由于工作雇佣关系不稳定，导致经常失业而处于自然放假状态。第三，从移民流向分析，美国是全球移民主要移入国，而中国主要是移出国。第四，中国由于三十多年的人口生育管制政策导致更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以上原因导致中国实际劳动人口占比与劳动人口人均工作时间均低于美国。劳动人口是社保缴费的源泉，它不仅影响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也影响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缴费水平。相应我们需要做四点工作：一是让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必须；二是转变农村劳动人口身份，采取措施提高其工作稳定性与雇佣时间；三是讨论跨国人口迁移政策，稳定本国年轻人口甚至吸引外来年轻技术移民；四是加快放开人口生育管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劳动人口占比与劳动时间，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保缴费能力、降低企业与个人的平均缴费负担水平。
最后我们再回到前述为企业减负的问题补充一点。在当前经济下滑、进入新常态的时期，为企业减负，让企业渡过难关是必要的。但是两会的经济议题，概不能单纯以为企业减负为导向，而且为企业减负不能让市场失去优胜劣汰的机制。世界经济史上每一次经济低迷时期都有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但同时又有更多的新兴行业和新兴企业涌现、发展并走向繁荣，这就是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毁灭”（当然，让政府官员在两会上面对步入新常态的企业家们说“创造性毁灭”是需要勇气的）。这种情况下，某些企业感觉负担重难以继续为继，最终结束营业，恰恰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结束没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结果。
（作者系北大经济学院风险管理
与保险学系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