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战略思路形成于2013年，完善于2014年，实施于2015年。首先，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关键期，急需平衡产业升级换代和产业转移之间关系。其次，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初见成效，需要为巨额外汇储备寻找更好的投资渠道。最后，我国正处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期，需要一套适应自身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结构中，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欧非大区域治理平台，平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实现和平崛起的一套全球治理机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已大大降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循环也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越来越变为以中国为中介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北美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外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
在这两个循环体系中，中国越来越成为连接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欠发达经济之间的主要中间节点或枢纽点。目前学界针对第一个环流的研究较为充分，但是对于第二个环流即中国与亚非拉之间的循环研究得比较少，而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亚非拉的支撑，亚非拉的发展也与中国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内生性。反思，东亚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崛起，日本在东亚形成了著名的“雁阵”发展模式，以日本为雁头，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拉动着亚洲四小龙和东亚、东南亚欠发达地区快速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以致完成了东亚四小龙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巨变。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日本陷入经济危机以及其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糟糕表现，东亚“雁阵”发展模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日本曾经主导的东亚“雁阵”发展模式，明确地显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国的发展仍然需要依托于远远超越本国疆域的大尺度区域空间的协同发展。
由此，在全球经济发生如此重大转换的关键节点，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站在大国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深入研究中国在世界双环流中的枢纽功能和中国与亚非拉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从而为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地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初现端倪的背景下，中国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的第一次主动尝试构建适宜自身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这是一种最优的路径选择。该战略提出也表明，中国已经从“韬光养晦”的对外思维向“主动布局，经济优先，合作共赢”方向进行转变。
从区域空间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主要覆盖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国际覆盖中亚、南亚、中东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内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国际覆盖东南亚、印度洋、北非和西非地区。
“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尚在工业化初级阶段，铁路、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研发能力普遍较弱，不过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快。根据EPS数据库，“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国家或地区2008年至2012年五年GDP平均增速达到4.96%，具有很强的经济发展需求，从资本形成率和第二产业占比看，大多数国家低于平均水平，工业水平相对落后；科研创新能力普遍较低，该区域2011年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平均为0.5%，与此相对应中国达到了1.84%，而日本达到了3.26%。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从目前来看应该基于以下五个协同战略。
第一，基础设施的协同战略。从2011年公路密度来看，剔除岛国、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后，该区域公路密度普遍偏低，中亚以及非洲国家公路密度则更低；从2012年铁路来看，该区域所涉及的国家铁路长度与国土面积之比平均值在1%左右，在剔除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后，俄罗斯以及中国这样的国土面积大国，其铁路密度也明显低于面积相似的美国；从2008年至2012年海运港口看，其评价体系1为十分欠发达，7为十分发达，该区域港口评价居中下水平，且整体呈现阶梯式分布。为了实现区域内有效互联互通，可见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一带一路”战略核心之一便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第二，贸易协同战略。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从“中心-外围”单循环体系向“双环流”体系转换的经贸基础即“新南南合作”机制。新南南合作是针对以往单循环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边缘开展的传统南南经济合作而言的，这一合作，无论从背景、内容、形式、意义都大大超越了传统南南合作，可以说，新南南合作真正实现之日，也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真正实现之时。在“一带一路”贸易协同战略下，中国与该区域的贸易模式必将进行新的调整，这种调整包括，贸易与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融合与互动，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重新调整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通过制度性安排保障和推进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协同发展。
第三，产业协同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在依托中国全球制造大国基础上，如何实现该区域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该区域与中国三次产业如何更好地融为一体，实现以中国为枢纽点的“一带一路”经济、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战略下产业对接，对此要借鉴世界产业沿着中心地等级体系等级扩散和位移扩散模式来探讨该区域如何通过构建地方中心地等级体系（城镇体系）来克服与中国漫长空间距离所带来的不利于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
第四，资本协同战略。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逐步放松对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制，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和发展，伴随着新技术的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国际资本流动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规模增大。随着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和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提升，从而在中国、发达国家、亚非拉地区之间形成了资本的“双环流”。“一带一路”战略需要考虑以中国为枢纽的条件下如何构建区域内资本协同发展问题。为了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的正常开展，中国为其提供400亿的丝路基金并筹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告，截止2015年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26个。
第五，协同治理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涉及区域的相互建构是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过程，目前主要体现为经贸关系，但势必在政治、法律、安全、文化等各个层面展开，因此就要全面宏观地研究全球双环流下中国与该区域协同治理机制问题。基于中国的崛起具有超大的规模性，其对于自然资源及市场的需求，都可能会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秩序的基本运作原则，而这也就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经济与安全这两个层面有着必然内在的辩证互动关系，如何充分理解中国的发展与该区域的内在一致性将十分值得深入审视与思考。
（作者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