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的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但社会流动性不足与贫富分化加剧也逐渐成为社会日益凸显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大问题，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也专门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是提高我国的社会流动性，让广大低收入人群有更多机会迈入到中等收入水平。
作为刻画一个社会中经济机会公平程度的指标，社会流动性指的是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可改变的程度，它通常包括代内流动性和代际流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具有更为核心意义的是代际收入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即收入和贫富差距会在多大程度上由父母一代向后代传递。较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意味着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社会成员在发展机会和收入水平上形成持续性的不平等，也必然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在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能否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我国未来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
纵观我国历史可知，中国古代社会便一直存在着阶层固化的弊病，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卒”的可悲社会；此后，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成为增强社会流动性的重要途径，农民起义也时常引起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引起了我国社会阶层的颠覆性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一批非精英阶层人士利用新的市场机会发家致富，那时的中国社会流动性是比较高的；然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收入的高速增长，我国社会也日益呈现流动性下降的整体态势。近期大量国外经济学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跨代收入相关性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而代际流动性过低则造就了“穷二代，富二代”现象，这一方面在价值观上有悖于社会公允原则，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各阶层的个体普遍面临激励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了经济效率。
经济学文献中对社会流动性的常用测量指标是收入代际传递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come），即父代的对数永久收入对子代的对数永久收入的影响系数。由于受到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对收入代际传递弹性的早期估计往往受到收入度量误差及生命周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弹性估计值普遍较低。近年来，随着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NLSY（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和NCDS（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等大型微观面板数据的建立，各国对收入代际传递弹性的研究数量和估计精度均有所提高。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不完善、社会经历剧烈转型等原因，对于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文献十分匮乏，而针对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则更为有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的供求和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工资无法反映劳动力的边际价值，测量收入的传递弹性也失去意义；在改革开放后，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劳动者的人力资本逐渐得到市场化回报，使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的测算成为衡量我国代际流动性和代际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重要指标。
相比于收入代际传递系数的测量，这一领域更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是收入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收入在父辈与子女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例如财富和产业的继承、政治租金的划分与制度变革、社会群体中的习惯形成与共同的环境影响等等。但人力资本在收入代际传递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父母的人力资本会影响自身收入进而影响其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例如对教育和保健的投资），从而间接影响子代收入（我们可称其为人力资本的间接传导机制）；另一方面，父母的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可以通过遗传或言传身教等途径直接传递给子女，从而增加子女的收入（我们可称其为人力资本的直接传导机制）。依据人力资本理论，代际流动性不足的根源之一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在代际传导过程中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变化，反映为人口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不平等在代际延续，使低收入人群的子女在人力资本方面处于劣势，限制了其改善自身收入状况的能力。这一假说在我国社会具有现实的体现：在人口健康方面，随着1980年代以来医疗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劳保医疗制度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衰落，基本医疗的均等化程度和覆盖水平不断降低，这导致健康水平的不平等在代际传导的趋势逐步增强，子女的健康水平受父母遗传、家庭生活方式及社会医疗资源等限制，无法得到本质的改善；在教育方面，自1999年教育改革以后，受到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的影响，我国出现了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的情况，即受过良好教育并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使其子女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导致名牌大学被越来越多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占据。这种人力资本的跨代传递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收入的代际不平等性？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笔者从我国社会流动性不足的根源出发，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在理论研究部分，我们将人力资本的直接与间接传导机制引入经典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使父母在对子女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同时，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或基因遗传将自身的部分人力资本传递给后代，进而影响子女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在该分析框架下，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利他主义倾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同时还受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强度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影响。该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忽略人力资本的直接代际传导将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利用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综合考察我国城乡人口在收入、教育及健康三个维度的跨代传导机制，并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精确度量人力资本的传导强度及其对收入传递系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跨代传递效应，其传递系数分别为0.485和0.310，反映出我国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机会上的不平等性（即后代的发展机会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的人力资本储备决定）。同时，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因素后，收入代际传递弹性的估计值为0.480，显著大于基于传统方法（未考虑人力资本传导）的估计系数0.429，这与理论模型的预测完全相符，说明传统方法由于忽视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而对社会流动性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同时，稳健性检验证实，该结论在不同分样本和不同健康指标下均具备稳定性。除此之外，我们发现父亲-女儿的收入传递弹性高于父亲-儿子，农村人口的跨代收入传递弹性高于城镇，反映出代际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女性和农村子女等弱势群体中体现得更为严重。
以上结果对缓解我国社会流动性低下、改善收入和人口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具有以下政策启示：（1）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直接传导是后代改善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该注重贫困地区和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机会均等化”改革（如鼓励农村地区高中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政策、加强各地区医疗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来提高弱势群体的后代在教育、健康及工作机会等方面的可及性。由于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交互传递机制，以上政策将对解决我国长期收入不均问题带来“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厄运。（2）由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特征，因此改善当前人口的教育和医疗机会将不仅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本储备的短期增长，它也将在长期中提高后代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并对收入增长产生“叠加效应”（Multiplying Effect）。在这一意义上，当前的教育和卫生体制改革将对我国长期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通过建立新型医疗保障体制、增强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奖助学金的发放、缩小城乡医疗和教育质量差距等政策将能够进一步实现对弱势群体发展人力资本的机会保护，从而为建立和谐社会和改善社会长期流动性提供制度保障。（3）我们的理论模型显示，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和社会流动性指标的改变均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和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的边际贡献率。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和回报是依赖人力资本改善社会流动性的前提。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以下政策改革得到实现：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人力资本可以被自由配置到回报率最高的地方；逐步取消“五险一金”和其他社会福利与工作地域的绑定，提高劳动保障的均等性和可携带性，解除劳动力流动的后顾之忧；深化工资制度改革，使各部门的劳动报酬能够准确反映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企业家的才能，从而为私人家庭和公共政府进行跨代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源动力。
（本文的主要观点来自“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Human Capital and Its Impact on Income Mo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发表于《China Economic Review》2016年第38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