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曾几何时，海外留学，盼你回来。而在今日，留学海外，我要回来”，这是2017年2月22央视焦点访谈对海归回国创业的报道。有数字显示，2000年，留学归国人员与赴海外留学人员的比例只有23%，而到了2015年底，这个比例已经高达77%，在所有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学生占了将近八成！同时，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数字显示，回国的35岁到44岁间的成熟人才，在2010年只占当年所有海归的6.15%，而今这一比例上升到12%。这些数字显示，我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海归潮，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发生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释放。然而，自2011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出现下降，2012年开始，劳动力的绝对数目开始下降，劳动力资本的价格即工资呈较快增长。伴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当前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就在于，如何顺利和较快地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在2017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指出“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转变是必然的过程，也是一种机会”。有报告显示，在未来的30年，人才红利将成为我国发展的独特资源优势。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当前，我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大6万余名，其中理工科研究生占到40%，这种高素质的人才从数量上看已经超过美国。相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工人的技术水平较高，同时相对于发达国家，当前的技术工资又比较低，故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结合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在经典的经济增长函数中，人才红利可以通过下面两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个是人力资本要素，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的重要抓手，是加大和推进社会资本建设。纵观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单纯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这些经济资本都不足以解释不同地区间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或者说人们之间存在的信任、价值规范和社会网络等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到生产领域，这便是社会资本投入。
推进社会资本建设，能够为人才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实现从社会资本向人力资本的转化。从本质上看，社会资本是外在于个体之外的资本形式，而人力资本作为内化于个体的知识和能力，其产生和发挥作用必然离不开特定的“场域”，而这种“场域”可以是家庭、单位，乃至整个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才，为不同层次的人才创造一个非正式的接触平台，使得人们之间相互承诺，建立合作和互惠的机制，发挥总体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从而为人力资本的增值提供更为可靠和广阔的途径。只有人力资本而没有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而反过来，如果没有人力资本作为依托，社会资本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也失去了其效用。
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还应该加强道德实践。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指出，经济中的效率问题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另一个就是道德基础。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中，提出了“公德-私德互补论”。他指出，公德和私德是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独善其身”是私德，“相善其群”是公德。也就是说，公德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道德，私德是个人追求自身品格的完善。这与近代西方哲学家边沁的“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以及密尔的“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论述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在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进行自我审度、自我教育和自我锻炼的基础上，要形成公民道德和公民意识，使人们能够风雨同舟，形成较大的凝聚力。通过道德力量的调节，促进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最后，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2014年6月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正式颁布和实施，意味着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加强社会创新和治理的重要环节被提出。在过去的2016年，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顶层设计、基础设施和应用等层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有助于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夯实坚定的制度基础。当然，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法律制度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保护作用。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加强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以及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并提高执法效率。只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真正的法治，才能带来经济的真正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