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怡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做大蛋糕”逐步转向“分好蛋糕”。如何协调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新矛盾，在继续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缩小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距，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是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追求的重要发展目标。这些年各方面努力已经初见成效，比如，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连续下降7年，从2008年的0.491逐步回落到2015年的0.462。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7%的增速，实现了略好于预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创造目标，经济结构升级出现了积极变化，“三去一降一补”取得阶段性成果。当我们在为开局之年克服种种困难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贫富之间的差距再次拉大的事实，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没有继续前7年的下行态势，而是回升到了0.465，这为我国贫富差异缩小到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0.4以下增加了变数，再次凸显了协调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难度。
历史的和跨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从扩大到缩小的转变，不是随经济增长而自然实现的收敛过程，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是为彻底消灭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准备了必要条件。走向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是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变革的历史过程和结果，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深化改革，才可能迎来人均收入增长与家庭之间分配差距缩小并存的收敛结果。.
一方面，影响长期收入分配结果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教育制度和相关政策安排。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宏观上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源泉，微观上是低收入家庭彻底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教育可获得性的不平等是导致持续贫困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家庭贫困又是教育可获得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这个互为因果的不良循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是无法打破的，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和新的制度安排。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度，从最初的6年义务教育延长到9年，把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承担的金字塔模式，改革为主要由中央和省财政承担的倒金字塔模式，中央财政不断加大义务教育投资，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投资，让越来越多的落后贫困地区儿童真正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制度的一系列变革下，因家庭贫困不能获得基础教育从而进一步导致持续贫困的循环链条被打断了。如果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具有近10年滞后的话，那么，我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至2015年间逐渐下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可能是那些贫困家庭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在义务教育制度完善下大多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人力资本积累让贫困家庭的下一代有了摆脱贫困、提高收入水平的能力。资料显示，1985-2014年间，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38年上升到了10.05年。因此，从长期看，我国应积极且扎实地推进义务教育从9年向12年的过渡和转变，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以更大力度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更多更好教育，助力贫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彻底隔断贫困的代际延续打下微观基础。从短期看，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让每个家庭的孩子不因贫困而失学，不因异地户籍而失学，以最大概率阻止因早年失学带来的恶性结果——成年后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而过早地失去工作能力和机会，过早地依赖他人和社会的救济。
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90年代开始逐渐拉大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从长期来看，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对于土地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与现代工业生产资料和技术相结合，获得数倍于他们在农村就业的劳动生产率，工资收入大幅提高；同时，随着农业劳动力数量的绝对下降、农业就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上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农产品实际价格不变下，农民收入将大幅提高。我国自实施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改革以来，离开土地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逐年增加，到2016年达到了2.7395亿人，同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也从2009年的3.33下降到2016年的2.72，这些统计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工业化和劳动力流动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下降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继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彻底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和体制性分割，让农民不仅可以进城务工，而且在城镇安得起家、落得下户，融入到城市生活和社会中，是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举措。
缩小分配差距的落脚点是培育在经济体中比重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创造了还将继续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管理岗位以及数量更为巨大的熟练蓝领岗位。可以说，中国已经有了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的土壤，而要在土壤里播种能让中等收入阶层成长起来的种子，义务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