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富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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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村庄。对于该村庄的面貌，他写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乡村图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理解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都有必要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方位和现代意涵。
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极为突出的国家。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以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在于乡村发展的不充分。透视建国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历程，是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建国初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资金与原料的双输出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仿照苏联，选择了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是一种资金密集型产业，要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因此，国家就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国有银行体系。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国有银行体系是一种具有较强储蓄动员能力的金融体系。国有银行通过其储蓄动员能力，将大量资金用于城市中的重工业建设，而农村、农业、农民的资金需求长时期处于饥渴状态。遍布乡村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具有类似的功能，虽然其大量资金来源于乡村，但用于乡村建设的却并不多。因此，国有银行扮演了从农村进行资金抽血进而输血给城市和重工业的角色。
此外，这一时期的乡村还扮演了原料输出的角色。客观讲，依赖于土地、阳光等自然要素生长的物质原料本身就是工业深加工的基础，这是由工业生产的代谢机制决定的。但其中的关键在于，一是农村以不平等的价格提供了廉价的原料，为了尽快实现工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国家刻意压低农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导致了农村的资本积累速度极为缓慢；二是原料提供的方式较为简单粗暴，就是纯粹的原料提供，基本没有任何附加值。
通过资金和原料的输出，城乡发展就呈现截然不同的图景。农村处于被抑制的自然发展状态，各种矛盾不断积累。
二、改革开放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时期的农村：资金、原料和劳动力三输出阶段
这一时期没有改变农村资金输出、原料输出的状况。大量资金依然持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对于原料输出而言，经过我国价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时期的原料价格逐步反映出供求关系和经济价值，价格剪刀差逐步消除。
这一阶段，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为之配套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也发展迅速，因而进一步加大了农村的劳动力输出，典型表现就是打工一族在农村广泛兴起。据笔者观察，打工对于农村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它对于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教育观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对于生产方式，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种地，如果未来我国不发展职业农民和大规模机械化种植，我国的粮食安全恐成问题；对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打工一族长期在城市生活，难免受到城市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的影响；对于教育而言，打工对于农村教育的戕害极为严重，以前从农村到城市就是高考一条独木桥，而现在可以通过打工长期在城市生活，极少数农民能够最终落脚城市。打工使得农民产生了对城市不切实际的幻想，大量短视的农民放弃孩子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甚至在初中没毕业就将孩子早早地推向了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重点大学招收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的重要原因，而各省市的高考状元，农村孩子更是凤毛麟角。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存在，也造成了我国城市化率统计数据的失真，造成了低质量的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
通过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单向输出，农村逐步处于“被掏空”的境地，产业空心化、劳动力空心化、资源空心化等特征极为明显。以至于在2000年，湖北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泣血陈情“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不得不说是当时农村危险局面的真实写照。
三、十六届五中全会到中共十九大时期的农村：农村与城市的双向互动阶段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振兴发展的战略思路，这可视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1.0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使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适当调整，国家逐步重视并采取措施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所长期积聚的各种问题。其主要方式为进一步加大三农建设财政资金转移和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加大对乡镇企业扶持力度，实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使得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能实现就业；加强农村基础民主和乡村治理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视角来看，这一阶段逐步改变了农村单向的资源输出局面，城市与农村开始有了双向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基础上，基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一种互动和协同发展。
四、十九大之后时期的农村：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实施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振兴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高度，并为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这可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2.0版。随后，2018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在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组建设立农业农村部，预计该部门将统筹负责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实施。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路径，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3月8日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中提出“五个振兴”的理念，即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这个提法较之之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笔者以为，乡村产业振兴，要着力构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体系，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乡村人才振兴，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能让农民工成为只能从事低技能、简单重复劳动的代名词，要着力培养符合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农民，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高技能农民工人才，让农民、农民工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乡村文化振兴，要着力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流融合；乡村生态振兴，要着力构建符合乡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绿色产业体系，以发展促生态保护和振兴；乡村组织振兴，要着力健全各类村民自治组织，提高乡村自我组织、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能力。
总之，梳理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农村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乃至巨大牺牲。现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强烈而迫切的现实必要性。如果将历史的镜头再往前推进数千年，自秦以降的几千年封建社会，乡村安宁繁荣时期乏善可陈。封建君王对农村的统治无非是为了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农村对于封建统治者最大的意义在于生产人口和粮食。而现在，乡村振兴是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的实现，也可以说是实现我国“千年未有的之变局”。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现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般的乡村可以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
附：作者简介
周治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制度与金融发展、宏观经济金融分析、企业并购重组理论与实务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参与多项国家级重大课题研究，曾获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