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午10:00-12:00,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坛第三期讲座——“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思想影响”在经济学院307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兼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轮值会长唐任伍教授应邀作为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问题的看法。
唐任伍教授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第一,作为启蒙运动旗帜的“理性”观念源于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第二,中国文化引起的“礼仪之争”影响了启蒙运动的序幕;第三,中国思想动摇了基督创世的谬说并打破了欧洲文化至上的偏见,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抨击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第四,给予启蒙思想家追求理念与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的巨大精神鼓舞;第五,中国历史中仁君之治的传统与清初盛时的大一统政府,被积极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视作圭臬的理想政府,为启蒙思想家实行资产阶级社会改革提供了楷模;第六,中国古代文化为启蒙思想家创立、形成各种具体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总之,无论从启蒙运动的旗帜、目的、内容以及思想基础的哪一个角度来说,都离不开中国古代文明的启示和影响。尽管这些启蒙思想家所持有的中国观点、所受到中国影响和启示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但这种启示和影响不可低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时间的长河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指引后人前进的方向。唐任伍教授以其独到的视角和睿智的讲解诠释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启蒙运动的重要影响,令在座师生受益匪浅。
(经济学系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