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称过去五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今年GDP增长5%左右等主要预期目标。
如何看待于本届政府过去五年的经济工作？对于今年GDP增长5%左右的目标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复苏？未来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什么？
对此，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董志勇长期关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并多次参与政策目标制定相关调研、座谈和学术研讨等活动。他高度评价本届政府过去五年的经济工作，认为中国经济稳步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董志勇认为，今年主要预期目标的确定，尤其是经济增速的目标，兼顾了增长可行性与必要性、经济安全性稳定性。对于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采取的举措，董志勇提出五方面建议，表示要慎重使用短期刺激手段，推动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改革。
“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双管齐下’，扩内需、稳增长，挖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2023年宏观经济有望实现全面向好发展。”董志勇说。
董志勇（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解读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01
“中国经济稳步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新京报：您如何评价本届政府过去五年的经济成绩？
董志勇：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稳步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从总量来看，中国经济稳步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从2018年到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92万亿元增长到121万亿元，五年年均增长5.2%，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6万元增长到8.6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49万亿元增长到58万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步提升，居于世界前列；对外贸易持续发展，2020年首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从效率来看，中国经济迸发创新活力，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随着中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R&D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新产业蓬勃发展，新动能作用凸显，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此外，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过去五年中，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重重、冲击不断，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在接二连三的风雨洗礼中历经考验、不断成长。这不仅证明了中国经济在应对短期突发事件时的强大适应力，同时也表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新京报：那您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内在根源是什么？
董志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离不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中国经济基本面保持长期向好，也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其独特的要素优势，尤其仰赖于政府对于劳动要素和人口红利的充分运用，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特点也在以往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当前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步放缓，人口红利几近消失，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日益凸显。为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调整。如加快相关领域的政策出台，及时优化生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红利的加快释放。
新京报：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您认为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
董志勇：虽然短期波动难以避免，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制度优势和要素优势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韧性十足、潜力巨大。无论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还是牢牢把握房地产这个经济“抓手”，抑或是激活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都是党中央在经过深思熟虑、统筹研判下做出的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决策，也符合经济循环的一般规律。
在机遇方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式现代化将迈出坚定的步伐，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大国的优势有望为我国经济提供强有力的内需支持，城镇化发展仍有一定空间，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也有望为我国经济释放持久动力。
在挑战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去以投资驱动为代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市场体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创新驱动发展的局面还有待形成，中国企业整体仍缺乏创新活力。此外，就国外形势而言，西方国家在科技、贸易等领域对中国的“围追堵截”尚未止息，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因此也需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和克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中国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决心和信心从未动摇，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基本格局也不会改变。
02
“经济增速目标兼顾了增长可行性与必要性、经济安全性稳定性”
新京报：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GDP增长5%左右，您如何看？
董志勇：5%的经济增速目标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其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主体。无论居民个人还是企业，都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者、奠基石。从国内形势来看，随着疫情逐步好转，稳经济政策持续落实，居民消费迎来高峰，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经济复苏的步伐稳中有进，国内消费和投资有望恢复常态。就外部环境而言，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浪潮等仍然势头不减，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也给我国经济发展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5%的经济增速目标，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科学务实之举，也是严谨客观之态。
具体来说，我想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增长目标。第一，这一经济增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中国经济，在惊涛骇浪的国际经济波动中坚定自主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战略定力体现。2022年，尽管面临疫情与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我国经济保持了稳健发展的基本态势。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人均GDP为8.57万元，增长3%；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5.3万元/人，比上年提高4.2%。面对巨大困难，成绩来之不易。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预示着我国经济将延续去年稳健发展的基本态势。
第二，这一经济增速目标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有较大的可行空间。实际上，如果我们定一个更高的增速目标，从技术上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政府手中还有很丰富的政策手段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经济既要有增长，也要保证经济增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去年在取得全年3%增速的同时，一方面，我国经济安全问题始终得到了较好保障。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增速伴随着物价与就业水平的总体稳定。2022年我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而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物价水平全年处于高位。
今年的5%的经济增速目标，延续了长期以来的我国对这些综合发展目标的并重，兼顾了增长可行性与必要性、经济安全性稳定性，体现了中央把握经济发展与增长问题时整体考量的系统性。
第三，这一经济增速目标在逐渐地走出疫情影响，是我国走向“后疫情经济”的基本出发点。过去三年，疫情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去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就具有典型的“疫情经济特点”。去年一季度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季度增长2.9%。二季度与四季度增速相对较慢，因为这两个季度内奥密克戎病毒影响最甚。从产业结构上看，2012-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速长期维持在8%左右，显著高于整体经济增速，而2020第三产业增速只有1.95%，2022年仅增长2.3%。服务业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产业，这两年也正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年份。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为未来的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恢复新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京报：您认为目前我国生产和消费是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恢复？
董志勇：从春节前后的生产、消费形态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恢复。各地政府也正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大力出台经济发展政策。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区域性经济发展协调也至关重要。从目前公开数据看，2023年31省份提出的增速目标介于4%到9.5%之间，各省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特点制定的增速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差异性也正体现出多样性，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为实现特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虽然当前经济仍存在着债务等问题，但中央政府仍旧有较大的政策腾挪空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会被短期的困难所压倒。
03
“慎重使用短期刺激手段，推动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改革”
新京报：要想实现2023年全年的经济增速目标，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董志勇：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要想实现今年5%的经济增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宏观经济最主要的矛盾，以稳经济作为各项政策发力的关键点，在保增长、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三方面下足功夫，多措并举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现实问题。
新京报：具体来说，对于今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您有什么建议吗？
董志勇：我认为，应从五个方面做好今年工作。第一，要尽快为市场主体“松绑”，激发市场活力。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广大市场主体，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疫情期间，为了在特殊时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身体安全所采取的特殊管制政策，要尽快加以放开，持续加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要进一步结合内需外需，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高质量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当前国内需求面存在有效需求、高质量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一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各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维度上存在这一问题。
相比主要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人均GDP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运用比我国发展程度更高的外部市场以提供高质量外需，是补充我国内需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坚持内需外需互补的系统发展观念，在持续坚持对外高水平开放、扩大高水平外需的同时，发展好内需。
另一方面，要推动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之间协同开展。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推进，能够为高水平内需建设提供基本动力；内需建设也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基础。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谈论需求，也不能脱离供给面谈需求。
第三，要处理好外部压力与波动的国内应对与传导。可以预见的是，当前某些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针对性施压是长期性的，给我国经济自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外部压力。我们要沉着应对。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做到不被外部施压牵着鼻子走、避免低效率的机械性应对，以系统而完整的策略展开应对。
第四，要慎重使用短期刺激手段，并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今年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要发展好经济，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必不可少，需要以一定的地方财政予以支撑。而目前地方债务问题较为突出，形成了短期矛盾与压力。短期内，中央适时的统筹调度必不可少，而长期看，还要继续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长期健康有效发展。
第五，要进一步推动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改革。从长期来看更为重要的是树立起更强的更为长远的发展信心，理解并权衡好实现各个增速所需要的成本与收益。包括人口问题、央地关系、创新经济等在内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需要长期予以应对的问题，需要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艰巨性，久久为功，不断推动改革加以化解，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推动部分重难点改革的推进。
04
“今年政府经济工作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加强预期管理，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新京报：刚刚您说到有效需求的问题，您认为国内目前的消费形势存在哪些问题？
董志勇：2021，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65.4%，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消费信心不足、内需疲弱是短期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短板。而在当前外需不振的大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一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当之无愧的人口大国，居民消费市场广阔。在充分考虑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消费场景等多重因素的前提下，积极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全面落实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市场的回暖升级。
另一方面，需求端的增长离不开供给端的配合，两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应进一步畅通供需两端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重点领域的投资建设，帮助中国经济朝着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迈进，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保驾护航。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主体普遍存在的信心不足的现象？
董志勇：随着疫情逐渐步入尾声，当前经济复苏态势明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预期不振和信心不足，是近年来宏观经济运行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信心不足往往会导致需求转弱，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态势。
2023年政府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便是加强预期管理，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引导市场主体正确认识和把握宏观经济基本形势，避免“一边倒”地认为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会走向衰弱。
在财政政策方面，保持政策的积极、有效和连续，避免出台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强刺激政策，但也不应忽视财政资金本身的乘数效应、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体制基础，畅通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深化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使得财政政策的影响实实在在地惠及人民群众。
在货币政策方面，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把握精准有力、相机抉择的政策原则，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统筹短期和长期政策目标，不搞大水漫灌，兼顾国内国外双重局势，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总体而言，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双管齐下”，扩内需、稳增长，挖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2023年宏观经济有望实现全面向好发展。
董志勇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科学》主编。教学研究主要领域：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学。
来源：《新京报》
记者：吴为、郑新洽
美编：初夏
责编：度量、雨禾、雨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