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3日，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86讲“中西金融大分流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2会议室举办，并同步开设腾讯线上会议，共计二百余人参加。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研究员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兰日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珏教授担任与谈人。
张晓晶演讲中
讲座伊始，张晓晶研究员简要介绍了此项研究的缘起。他在研究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宏观杠杆率时，发现中国政府更“喜欢”发币而不是发债。对这一现象的持续追问，则引出了公共信用和所谓的金融大分流问题。
首先，张晓晶研究员系统梳理了金融大分流的定义和成因。他将金融大分流的标志锁定为现代金融革命的出现。按照张晓晶研究员的总结，现有研究对于金融革命大致有两种理解：一是公共信用革命（或财政革命），二是金融体系革命。而他则倾向于认为，“金融革命是一场公共信用革命，其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
从信用出发，张晓晶研究员将现有对中西金融分流的考察区分为两类：一是市场（民间）信用的维度，认为中西方早在轴心时代就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合作方式，即中国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在宗族或家族内部融资，且多从事人格化交易，而后者不依靠血缘，多采取社会化合作方式、进行非人格化交易。这种差异对于中西方金融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影响：家族内部融资的传统导致中国人对外部金融的需求不高，金融发展动力不足，金融所需的制度难以内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非人格化交易传统则使其更容易建立起成熟的法治体系和契约执行架构，从而释放更多的外部金融需求，进而催生出近代金融组织；另一类则是国家（公共）信用维度，聚焦于公债制度的建立和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认为中西方金融分野在于传统中国未能形成运转良好的公债市场，更深层次则在于国家信用的缺失。张晓晶研究员认为，这两类逻辑相比，后者更具解释力，原因有三：第一，市场信用并不能自发催生公共信用；第二，在社会信用谱系中，国家信用层级更高；第三，中西方金融发展史表明，没有公共信用，欧洲近代早期的银行与明清中国的典当、钱庄和票号并无本质不同。
不过，国家信用逻辑还不能完全解释金融大分流。张晓晶研究员随后提出了国家治理逻辑假说。他认为，国家信用逻辑没有考虑中西信用需求差异，只是将信用需求作为既定的前提，展开对于信用供给的讨论。但实际上，信用需求是关键的一环。中西方面临的内外部约束不同，导致政治目标差异，进而导致信用需求以及信用供给方面的差异；以这样的递进分析作为补充，才使得原有的国家信用逻辑更加完整，从而形成国家治理逻辑。由此，张晓晶研究员认为，正是中西方12—14世纪国家治理模式的分野---即中国的“国家退却”以及西方的“国家崛起”，才导致了二者金融发展的分叉。
在演讲中，张晓晶研究员通过翔实的历史证据和严谨的理论分析讨论了中国公共信用的“早熟而不成熟”、中西金融技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差异，中西方公共信用探索方式的差异（即中国发币不发债、西方发债不发币）等问题。
最后，关于大历史观下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张晓晶研究员将其总结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汲取各国金融现代化经验。重视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以及与之相契合的国家治理模式，学习借鉴各国金融发展的“最佳实践”，包括德国的全能银行和耐心资本、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风险资本、北欧的社会保险和包容性创新等；其二，做好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改革。重点在于充分发挥公共信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探究以国有为主导的金融机构如何服务好以民营为主导的实体经济，以及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如何支持科技创新。
在与谈环节，周建波教授进行了总结，并对史料内容的丰富性表示赞赏。兰日旭教授提出，本研究视野宏大、论证完整，但可以在怎样看待大分流和大分流之前的实践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只有将二者贯通融合，才能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更好地阐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才能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找到中国特色与中国优势。王珏教授认为本场讲座富有启发性。当前经济史学界研究的主题一般较为微观，而本文的研究从宏观视角切入，对整个事件和规律的把握更完备。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康迎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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